□ 陈同

　　20世纪40年代从上海南下香港的作家有不少，包括张爱玲、徐訏、曹聚仁、刘以鬯、陈蝶衣、包天笑、项庄、姚克等人，稍早来港的有叶灵风。这些人赴港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各有不同，赴港后对新环境的适应呈现出多样性，其中，徐訏和刘以鬯尤其典型地体现出文化疏离与文化融合(适应)这两种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写作经历

　　徐訏生于1908年的浙江乡村，最初的教育也在那里接受，还曾在上海短暂读过书，后去北京上中学，1927年入北京大学研习哲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时修读两年心理学，1933年去上海，1936年远赴法国继续学习心理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回到上海从事写作。这种多元文化背景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他成长过程的多元背景中，我以为北京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容忽视，他在那里的10多年是受教育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1933年从北京离开时，徐訏曾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后来到上海，他写过《北平的风度》一文，在文中他这样写道：“除非不是知识阶级，北平是一个离开了使人想念，居住着使人留恋的地方！”

　　刘以鬯1918年出生，祖籍浙江，但出生于上海，在来香港之前，除了抗战期间避往重庆(与徐訏一样)的3年多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度过。他7岁入闸北三育小学，以后升入南市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主修政治学，辅修历史。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论，刘以鬯比徐訏受上海的影响更大，更能适应商业化的环境，这见于他们到香港后的不同反应。此外，他早年所写的中篇小说《露薏莎》对上海都市的夜生活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描摹上海娱乐生活的景物而言，可能要胜过徐訏的名作《风萧萧》，读后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从文化气质上看，徐訏较接近北京，刘以鬯则更贴近上海。

　　那么什么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个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性格呢？如果用一个中性的词语来概括上海人，那么用“世俗”二字比较准确。这与上海当时相对的高度商业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社会性格讲求实惠，喜欢日常世俗的生活，反映在文化上，就突出体现了其市民化的倾向。上海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就是内地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商品经济和市场与文化结合，形成商品化的文化市场，形成了上海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环境。北京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学院紧密相连，与一般市民相距较远。而在上海，这两者之间似乎不似北京那样界限分明。在上海，由文人和知识分子们办的大量生活类杂志和报刊所面对的主要读者正是一般百姓，这其中的俗是免不了的。可以肯定地说，当年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知识分子更商业化，更适应商业化的环境。因此，刘以鬯比之徐訏更能适应香港商业社会的环境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徐訏是在北京大学时期开始写作的，1933年前往上海后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直到1950年离开内地赴香港，他前后在上海待了十多年时间，正是这期间的创作活动确立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既有小说、散文、小品文，还有剧本。尤其是《风萧萧》《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鬼恋》《一家》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成为战时战后的畅销书。相比之下，刘以鬯是后来者，他比徐訏小10岁。尽管他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特殊爱好，先后参加了青年文学组织“无名文学会”和“狂流文艺会”，并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文学家，然而在他大学毕业后，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离开上海之时，他的作品却并不多。倒是抗战后，他回到上海办起了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包括徐訏的《风萧萧》。在上海的经历，对徐訏和刘以鬯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表现。对前者，这是出成果的时期，也显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鲜明个性；而对后者，这是成为小说家的起步阶段，与徐訏相比，在上海时的刘以鬯还是一个初学者。这种不同的经历，也是造成徐刘二人在香港的态度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移民香港的社会文化角色

　　徐訏与刘以鬯在来香港之前的境遇有所不同，一个知名作家相对于一个在事业上还无所成就的人来说，其自我意识就会比后者来得更强，再加上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所以，他们在香港所担任的文化角色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对于香港商业气息甚浓的文化环境，身处其间的徐訏表现出一种无奈，他把在香港写稿说成是“行乞的事业”已表露出了他心中的悲哀。此前在内地，他同样也以卖稿为生，但心态是很不相同的。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的创作活动始终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尽管生活条件有时比较艰苦，特别是抗战时期的那段内地生活，但他对自己的文学道路充满信心。尤其是在《鬼恋》等一系列小说深受读者的欢迎之后，对于一个像徐訏这样颇具传统士大夫气质的作家来说，事业的顺利发展使他感到十分欣慰。当他来到香港后，他所熟悉的创作环境不复存在，同时他所面对的读者也有所不同。其实，从徐訏到香港的最初两年的文学活动看，他还是相当活跃的。他到香港的第一个月便开始写小说，由于在此之前的一些小说已在香港及东南亚盛行，当他人到香港后自然比较受欢迎。两年中，他分别在《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上发表了20多篇报章连载小说。然而徐訏报载小说发表的强劲势头在稍后不久就大大减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报载小说要求吸引读者，这就要求作者能够迎合读者，如果故事发展太缓而又与现实脱节，便会很快失去读者，一旦失去读者便不容易再拉回来，从而影响到报刊的销路。对于每天刊出千字文的连载报章小说形式，徐訏颇有微辞，认为这是对作品的支解。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徐訏的这番话是不错的。然而这其中还涉及到当时香港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在二战后的整个50年代，报章在香港人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电视和半导体收音机还未盛行，香港人首先是通过报章来了解新闻的，而作为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副刊在其中又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时的副刊主要刊载小说，其中连载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内容十分丰富。读者为了追读自己所喜欢的故事，很多人每天会购买两三份报纸。正因为有大量的读者群，报章连载便成了作者们发表小说的最重要途径，如果不去适应报章小说的需要，作者就难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徐訏就有被大量退稿的经历，这是多么的无奈。徐訏这时候所发表的一些作品显然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而他自己又不愿意去迎合这种需要，所以他不愿将小说再放在报刊上连载。可是，报刊行销量大，放弃这一发表途径，对一个在香港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这时的徐訏有着一种很强烈的失落感，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刘以鬯于1948年年末来到香港，最初他打算继续经营怀正文化社。但是他在香港人地生疏，又缺乏资金，不得不打消了办出版社的念头。随后他在《香港时报》当副刊编辑，便开始了他在香港编副刊从事写作的生涯。至1952年，他先后还在《星岛周报》和《西点》杂志担任编辑，并且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在香港开始新生活，刘以鬯要比徐訏难得多，因为他远没有徐訏那么大的文名。能有报章发表他的小说，他所要努力做的就是吸引读者。这些也就决定了，刘以鬯在香港一开始的写作，就带有十分浓厚的商业动机及商业色彩。1952年，刘以鬯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办刊物，在那里待了近5年，后来因病失业，才又返回香港。1957年秋天，他回到香港后，便开始了大量制作通俗小说的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在“娱乐别人”。有一个时期，他日产万字左右。从1957年到1965年这段时期里，刘以鬯在《星岛晚报》《新生晚报》等报刊上写了大量连载小说，与最初来港时所写的小说相比，其最大的不同是篇幅长得多。刘以鬯曾说自己所写的那些报章小说是垃圾，这是他的自谦，这也表明刘以鬯对一部成功作品的要求十分严格。但是这些小说存在很强的商业化倾向则是不争的事实。与“娱乐别人”相对的是“娱乐自己”。刘以鬯自己举出的“娱乐自己”的作品有《酒徒》《寺内》《对倒》《岛与半岛》《陶瓷》《春雨》。这些作品大都也是报载小说，不同的只是这些小说的内容较为严肃，艺术品位也相对较高。如果以这种标准去衡量刘以鬯的作品，那么其数量也还是不少的，其中包括他后期写得比较多的实验小说。

　　由于文化环境的有所不同，徐訏与刘以鬯都处在一种压力情境中，处在一个如何适应或怎样融合于这个不同的文化环境的社会困难中。徐訏并不能适应香港的社会环境，后来又没有对自己的写作做出调整，与香港的社会现实存在明显距离。而刘以鬯则力图使自己去适应香港的现实，这可从他的写作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中看到。他所扮演的角色明显体现了两种功能，首先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这一过程又为他追求自己的目标造就了一定基础。在这里，文学的艺术价值与世俗的阅读需求，社会道义与低级趣味被杂揉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异常的人生。显然仅仅用“好”与“坏”是无法对此予以公允的评说的。就文化角色而言，尽管徐訏与刘以鬯同是香港的重要作家，但是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所体现的具体功能是有差别的，刘以鬯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流行小说所面对的读者更大众化。

　　适应与间离：徐、刘作品比较

　　适应与间离并不代表一种好恶的判断，而所涉及的作品比较也不是文学分析意义上的比较，其目的是叙说徐訏和刘以鬯两人与香港当地文化所处的具体关系。以下主要从二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使用的语言。刘以鬯的作品显出较明显的地方色彩，在叙说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时常可见诸如：埋单、的士、几蚊钱、饮茶、出街等方言，以及显现当地生活背景的称谓和说法：包租婆、包租公、看相佬、大只佬及老豆、仔女、啤仔，肠粉、士多、家课、洗衫、买食+送等。刘以鬯在1959年发表的系列小说“掌篇小说”中有一篇《语言的误会》，写的就是外地人来香港，由于不会讲广东话而造成误会的故事。从文化角度看，应该说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融合的倾向。而从对话理论去考虑，这至少说明作者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考虑到了读者的语言习惯，或者说作者也受到了读者群的影响。当时在香港就流行一种“三及第”文体，其行文中夹杂着文言和本地方言，深受读者欢迎。刘以鬯作品中的这种方言使用，正是这种语境下的产物。而在徐訏那里，这种现象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在香港近30年，从来没有说过广东话。但是在1940年代在上海时期，徐訏所写的剧本《兄弟》，描写了一个上海籍的抗日人员如何在兄弟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作出抉择的故事，其中的对白就用了不少沪语方言。从他们对使用方言的态度来看，徐訏和刘以鬯与香港本土文化的亲疏关系是异常清楚的。

　　二是对现实的反映。香港的评论家大致认为徐訏的作品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有人就以“流放感”来评论他的作品与香港现实的距离。刘以鬯对此也有过一段毫不客气的评论：“读徐訏的小说，即使惊诧于色彩的艳丽，也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雾里的花，模模糊糊，失去应有的真实感，令人难于肯定是真花抑或是纸花。徐訏没有勇气反映现实，处在现实环境里，竟像丑妇照镜似的，想看，又不敢看。有时，为了减少小说中的低级趣味，还将哲理当作血液注入作品。”

　　徐訏对这一问题并非不懂，而且还深有见地。他1970年代在追思林语堂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说：“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传统，它所形成的风俗人情也正是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语堂是一再强调‘我行我素’的话。碰到客观的现实，你就不能再说“我‘写’我素了。这也就是语堂后期的小说流于贫血与幼稚的原因。”此外，他在《序》中进一步指出：“文学起源于民间，生根于生活。文学家创作的泉源是生活，一个作家有生活才能写作。”

　　这些话不仅可以针对林语堂说，其实更可以针对徐訏自己说。当徐訏从内地来到香港这个新环境，他就应该面对现实，去了解它，熟悉它，这样才能写出真实反映香港现实的作品。评论家们对他香港题材的作品感到不满，其原因在于徐訏的那种对现实的隔膜，这影响了他对香港现实的真实反映。当然如果说徐訏香港题材的作品一点都没有反映现实，那也是失之偏颇的。他来香港不久后所写的《手枪》《杀妻》等小说就表达了一种对香港生活的无望，表达了新移民难以生存的悲哀情绪。他后来写的《来高升路上的女人》，在反映香港现实方面有了更多的进展，小说中主要写了鞋匠、花匠、女佣等一类小人物，反映了香港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不过这样的篇章在他的来港小说中少之又少。

　　至于刘以鬯，香港本地的评论家对于他反映现实程度的评价要比徐訏高得多。他的《酒徒》尽管着重描写了一个文学作者的心态，但他的笔触还涉及到了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报社编辑、电影导演、作家，还有纱厂老板、杂工、交际花等等。于是，小说在反映香港文化环境的真实状况的同时，也表现了香港现实的社会生活。他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陶瓷》，也是他自己十分偏爱的作品之一，小说主要描述的是香港的陶瓷市场在内地“文化大革命”影响下所引起的波动，以及“欲望，像电兔戏弄格列狗，也将人类当作玩具”。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的香港。在同一时期写的《岛与半岛》，更是力图直接反映当时香港的社会生活。其中描述了具有本土气息的香港节，金市和股市的涨落，圣诞节的闹市以及社会的治安问题。作者期望他的小说能“将实际存在的现象转为艺术真实”，能“将浓厚的地方色彩涂在历史性的社会现实上，让虚构穿上真实的外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以鬯那种反映香港现实的愿望比徐訏强烈得多。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徐訏和刘以鬯二人，谁更贴近香港社会，谁的作品更融会于香港的本土文化，答案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正是由于文化的疏离与融合在他们两人身上表现得异常明显，因此，香港的评论界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评价当然就不同。对于刘以鬯的肯定较多，这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现实，更多地带有香港本土文化的色彩。有评论认为：香港也有伟大的作品，并把刘以鬯的《酒徒》列于其间，将其看作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种观点，则把徐訏和刘以鬯都归于旅港内地作家。但是在反映香港现实和文化的问题上，这一观点更多地肯定了刘以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对于徐訏，则认为：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给世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位旅港作家。”言下之意，刘以鬯的作品已比较香港化了。正因为徐訏与刘以鬯的文学活动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人们才会对他们作出如此的评价。其实一个文学家的作品表现什么，如何表现，都是他自己的事，然而像徐訏这样一个多产作家，没能很好地用他的笔去反映他长住了30年的香港现实，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