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胡适无疑是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从的风云人物。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无论相识与否，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多引以为荣。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据说，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得知其当选，乃请他到驻美使馆共用晚餐。史密斯议员在赴宴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姓甚名谁，不知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称呼“大使”“阁下”便足以应付。于是疑虑全消。宴会结束，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客人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闻此笑颜大开，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于是宾主相拥而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流行语，当时不仅仅风靡中国。从胡适一生获得35个名誉博士学位，亦可看出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胡适的朋友自然多是志同道合的文化学术界的精英，但也不乏社会下层的厨师、菜夫、引车卖浆者流。胡适晚年在台北时，有个沿街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他自做自卖，卖饼之余，喜欢站在卖饼的铅桶旁看书，研究各国政治。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又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胡适则有信必复。后来，袁瓞成了胡适办公室的常客。胡适每次出门，总要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他枉来一趟。二人一次闲聊中，袁瓞误以为自己得了鼻癌，胡适便替他写信介绍到医院检查，并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学术大师与草根小民的友谊，凸显了胡适的平易近人、与人为善。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大师，胡适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自然颇多。然而，即使对其有门户之见甚至多有攻击的人，胡适也往往能做到持平论之，甚至挺身相助。如胡适与鲁迅早有交往，后因政见相左而产生嫌隙。鲁迅对胡适有过激烈的批评，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对胡适多次“围剿”。鲁迅也是第一个说胡适阴险的人。但是，胡适仍能客观地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辩污，指出坊间所谓抄袭日人之说纯系无稽之谈。鲁迅去世后，有人跳出来横加责难，胡适则出面劝阻，并欣然接受许广平的推荐，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积极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再如，胡适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还曾是同事。后来，二人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胡适始终以情谊为重，在分手后陈独秀四次被捕入狱的危难之际，胡适都不遗余力地营救他。

　　胡适性情温婉，和蔼可亲，为人处世灵活而富有弹性，但他不是不讲原则的乡愿式人物、好好先生，对诸如民族大义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从不含糊。抗战时期，中国北部多已沦陷，北大旧友周作人滞留北平，有传他要出来为日本人做事。远在海外的胡适多次托人带信，恳请他以国家民族个人名节为重，莫做蠢事，并寄来一首白话诗，以为劝诫。不过，周氏最终还是没能“识得重与轻”，留下一段憾事。

　　当然，胡适的为人并非总是温文儒雅、宽宏包容，他也有意气用事、偏执成见的时候。比如，他对哲学思想史同行冯友兰的看法和态度，就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成分，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说：“适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对冯友兰先生性格和学术方面反复的讥评与否定。”（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不过，在当年大陆批判胡适的风潮中，冯友兰也写了不少批胡的文字，远离大陆的张君劢斥之为“不识人间有羞耻事”，但胡适却未深责这类特殊情形下的权宜之举，更多地流露出悲悯之情。

　　据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最早出自傅斯年之口。胡适的晚年弟子唐德刚先生，曾就此语出处问过胡本人，但素有“考据癖”的胡适却说：“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其实，“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由谁说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语彰显出的胡适的“磁性人格”与为人之道。胡适常挂在口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云云，均可视为他人生的座右铭与受人爱戴的精神因素。唐德刚评论胡适：“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但是他为人处世则断无害人之心。”（《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断无害人之心”无疑是胡适始终坚守的道德底线，也是他一生朋友遍天下的人格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