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随着西方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在全世界的确立，西方史学话语也成了普遍化的史学范式，其史学观点和理论获得了文化霸权地位，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史学话语的遮蔽或者扭曲。不过，这种宰制性的西方话语逐渐受到了挑战。美国学者柯文较早地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口号，印度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迪呼吁从印度历史“将欧洲地方化”，一些中国学者也质疑西方的知识霸权，做出了“重释中国”的努力。这代表了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势：不满于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的支配，将西方历史话语送回到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当中，重新发现非西方历史的特殊性。

　　然而，这些史学实践都是从非西方的角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而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仅支配着非西方的历史叙事，同样也支配着西方历史叙事本身。所以，作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历史研究的支配也十分必要，也就是说还要从西方的历史本身将西方地方化。在这方面，后帝国、后殖民和全球史的研究已经获得累累硕果。布莱恩·莱瓦克等几位学者编写的西方文明史教材《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译版），紧跟史学潮流，冶众家成果于一炉，总体地呈现了新近的研究状况，为我们铺设了一道重新认识西方历史的路径。与先前的西方文明史教材比起来，该书有两大优势：

　　第一，摒弃了绝对本质主义的西方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大专院校热衷于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西方文明史教材也层出不穷。美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此，主要出于两种动机：首先是领导西方世界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看作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大厮杀，深深地震撼了欧洲思想界，知识分子对他们向来标榜的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表示了怀疑，在思想界产生了西方文明衰落论。针对这种悲观情绪，较少遭受战争创伤的美国接过西方文明的大旗，继续鼓吹西方价值的优越性，实际上是为维护西方的世界霸权而作意识形态上的解释。冷战发生后，西方文明史话语更是成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专制社会”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次，同化外来移民。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又兴起一股持续的移民潮，这次移民潮的主力是南欧、东欧和犹太人。面对族群多元的社会，美国实行了熔炉政策，试图将外来移民同化为内部一致的美国人，而“西方文明”的概念抹去了美国内部认同的差异性，成功地使外来移民获得了均质化的美国认同。背负着如此沉重的使命，西方文明史教育致力于塑造一个本质主义的西方特性，通过建构国民的优越感区别于外部世界。

　　所以，一部西方文明史就是在诠释一个绝对本质主义的“西方”定义。在西方文明史的话语中，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价值化的概念被西方霸占，成为建构西方完美形象大厦的基石；专制、奴役、愚昧这些概念完全抛给了非西方世界。而西方历史上极其负面的奴隶制、专制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在西方的定义中找不到任何影子，在西方文明史书写中讳莫如深，偶有涉及也仓皇离开。这本教材打破了绝对本质主义的说教，它承认，西方的价值观并非始终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们历经漫长、血腥的历史之后才被人们总结和认同。西方历史上同样充斥着暴力、专制、不平等、不正义、奴役、愚昧和践踏人权。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价值观被规范和塑造如何艰难，被维持又是如何不易。这正是历史教学和研究应该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政治宣传。

　　第二，从例外主义视角转向关系主义视角来解读西方的经历。例外主义是西方文明史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将西方历史的发展因素解释成内生的驱动力，与外部世界无关，相反，外部世界的发展是得益于西方力量的刺激和西方文明的传播。根据这种宏大叙事，西方历史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希腊时代、罗马时代、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最后走向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道路。每一个阶段，都为西方的现代化目的留下一笔遗产，所以，一部西方文明史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西方特有的理性事物在西方历史中内生、发展、复兴、向外传播的历史。当今流行的西方文明史教材仍然宣扬这种例外主义和传播主义的论调，而一些非西方历史学者还乐此不疲地翻译这些著述，不做任何的批判。

　　《西方世界》试图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老路。它采用了关系主义的叙事模式。个体社会是不可能自存的，始终与其他社会处在联结之中，只有将个体社会放在与其他社会的关系结构中去认识，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个体社会的历史。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例外的，事实上，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西方的变迁离不开全球结构，所以，变迁的因素也应该从外部寻找。从这本书的标题也可以看出几位作者视角的转换，副标题定为“碰撞与转型”，明确表示文化碰撞与西方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文化“碰撞”不仅适用于西方社会内部国家、阶级、男女之间等等不同概念之间，更适用于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将西方作为源于其一系列内部与外部文化碰撞的产物来审视”。西方的起源、发展、蜕变，都是一系列内外力量碰撞的结果。当然，碰撞的方式并不全是暴力的冲突，既有暴力的也有和平的，既有强迫的也有合作的。

　　几位作者用大量篇幅叙述西方内外之间的文明碰撞，对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外部因素给予高度的关注。例如，上古史时期的历史有近一半的篇幅叙述西方文明的母乳——北非和中东的文明遗产；中世纪的历史离不开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正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存在才形成了基督教欧洲的认同；始于公元1500年前后的海外扩张影响了世界，同时也使欧洲社会发生了根深蒂固的变化。可以说，关系主义的叙述模式替代了线性的历史观，西方的历史不再是由内而外的历史隧道，而是世界史网络的一部分。这正是这本西方通史教材给我们的启示。

　　但是，本书还是缺少了一种视角，那就是比较的视角。尽管几位作者已经将西方的历史视野投放到了西方之外，但毕竟关切的还是与西方世界有直接关联的域外文明史，他们的文化参考空间仍然是一元的。这使得他们难以摆脱一些通史编撰的窠臼。对中国的学者而言，从中国背景叙述西方文明史能够提供异于西方人的视角。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西方，了解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近年来，各大出版社争相翻译美国的西方文明史教材，反映了当下国人的需求，然而译制的作品无法提供我们自己对世界、对西方的认知。我们应该走出大量翻译西方教材的困境，不再亦步亦趋，将中国历史的背景植入西方历史的叙事和解释当中，寻求自己叙述西方历史的视角和观点，编写一部成功的中国人的西方文明史。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