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金

南宋·李唐《牧牛图》

叶 适

　　主讲人：陈安金 时间：2013年12月 地点：温州大学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置永嘉郡，治所瓯江南岸（今鹿城区地），郡辖境约相当于今温州、丽水二市范围。这是温州州郡地方政权的初始设置。从永嘉郡的设置开始，“永嘉”一名，就成为今温州区域的统称，也就是永嘉学派名称由来的渊源。

　　如果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南宋永嘉学派无疑是温州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永嘉学派在历史上是一个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学派，在宋、元文献中，永嘉学派多次被论者与朱、陆之学相提并论，黄震就以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为南宋学术的四大家，而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日抄·读叶水心文集》），其中陈傅良、叶适都是永嘉学派的成员。

　　北宋中后期：制度转型诱发知识流动

　　据冈元司《宋代温州的进士合格者数》表，北宋共开科81榜，北宋元丰八年以前67科中，只有11榜有温州进士，其中除了庆历六年、治平二年榜为2人，元丰乙丑榜3人外，其余各榜均仅1人而已。很明显，如果没有发生一次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温州在科举方面的相对劣势恐怕永远没有改变的希望。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温州人周行己、许景衡等九人在中原汴京太学学习，研究“伊洛之学”，史称“元丰九先生”。长期以来，“元丰九先生”的出现被视为温州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这又与这一时期太学法改革有密切关系。

　　从全国看，元丰太学改革无论在思路还是举措上，都与熙宁太学法改革一脉相承。但对温州这样一个历来解额寡少、远离京师的区域而言，元丰太学法改革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太学员额是北宋历次太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总的趋势就是“增广生员、益置太学”。宋初，太学是国子监的附属机构，并未定立员额。皇祐三年，初定太学员额。此后累有增置，到神宗熙宁元年仅有300员，仍然远寡于国子监600人。而元丰二年的改革却把太学员额猛烈扩大到2400员，在生员猛烈扩大的同时，朝廷为了将生员稳定在太学中，亦采取了大量增加解额的利诱办法。能够进入太学就意味着获得了发解的优先权。

　　到了崇宁元年蔡京当政期间，又推出了州县学三舍法改革，三舍法进一步拓宽温州士子的仕进之路。三舍法下的贡士在太学（辟雍）每年都可以参加岁试，外舍3000人与内舍、上舍800人共取374名，其中47人两优释褐，140人直赴殿试，190人补内舍，也就是说每年有187人是肯定得官的，而以三年计，则是561人。贡士在太学三试不中，遭太学退送者，许其更展一试，特给假，给假许不限次数。三舍法下的贡士得官的概率较到省举人是大大增加了。三舍法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温州士子的入仕概率。

　　同时，王十朋对温州文化在南北宋之间的发展情况做出这样的总结：“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渊源自得之学，胸臆不蹈袭之文，儒先数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词醇味长，乡令及门孔氏，未必游、夏徒也。涵养停蓄，波澜日肆，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江南。”

　　王十朋揭示的是：在南北宋之际，当以开封、洛阳为基地的北方文化中心遭到破坏后，温州却出现了一次文化上的飞跃。造成这种飞跃的必要条件，首先是社会流动。而社会流动在北宋的条件下，意味着空间的流动，即由文化边缘地带向中心流动。元丰太学法的改革，撬动了长期以来阻挡流动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