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

　　冷战结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原有阵营瓦解后，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全球化的国内外环境，把国家发展战略的总目标重新表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同时也意味着把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精神和思想资源，意味着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战略选择和调整。

　　政治独立→经济发展→文化自觉，是20世纪许多欠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三者之间有着某种递进式的因果关联，因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情况当然更复杂一些，但总体看，仍大致遵循着上述递进式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持续升温，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越来越依托于传统资源。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由一组彼此自洽的基本范畴所构成，例如仁义，例如民本，例如大同，等等。其中，“大同”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价值范畴。大同概念，大家都知道，出自《礼记·礼运》，原文有点长，为完整起见，还是引用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大家都熟悉，意思很清楚，就是选用贤能，诚信和睦，使人各得其所，物尽其用，人尽其力，阴谋不兴，盗贼不作，于是天下大同。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体，例如印度、欧洲，也存在超越一切种族、阶级、甚至性别的普世性的宗教观念，例如众生平等、世界主义等等。但是，这种观念与当时世俗社会的种姓制度（如印度）或封建等级制（如欧洲）并存不悖，往往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精神补偿和慰藉，其重心在来世或彼岸，并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中国则不同，大同理想通过儒家的教育和行政活动，渗透进了官绅和百姓的日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古代国家的社会治理和乡闾建设的实践。

　　第二，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代很早便具有普世性的“天下”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狭窄的种族、国别的局限。例如孔子做《春秋》，微言大义，暗寓褒贬，依梁启超的阐释，“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彝狄矣；其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就是说，实践行为符合礼义规范者，则为“中国”，否则就是“夷狄”。中国、夷狄不再是固定的国家或种族的专名，而转变为评判是非、正误的普世概念。因此，按照古代观念，处于四海之内的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第三，但是，另一方面，《礼记·礼运》还认为，“大道之行”在先，“大道既隐”在后；先有“大同之世”，然后是“小康之世”。这是一种在古代社会相当典型的退缩式的历史叙述，按照这种历史叙述，大同之世属于往昔的黄金时代，它的余晖尽管夺目，但只能日趋淡漠。与此不同，自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持续地进行着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不断上升的进步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大同世界并非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未来。

　　对此最完整系统的表述，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把面向过去的乌托邦扭转为有待于未来实现的理想社会，将其放置在人类社会经济的长时段进程中给以论证，使之从空想变成科学。重新获得表述的“大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成为共产党人的终极理想。最高纲领、终极理想需要最低纲领、近期目标作为配套、衔接和支撑的环节，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从日常生活实践到未来愿景，核心价值观需要构建多个层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由近及远的6个基本价值范畴。其中的“求大同”既是回归中华文化传统，又辩证地包含着超越单一民族和国家，超越某一特定民族文化传统的普遍性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