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布朗为《东京新闻》提供的版画，描述了浪速号击沉高升号的场面，可以看到在高升号甲板上用步枪勇敢还击，宁死不屈的清军士兵。

　　12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外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却又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战争，它不仅改变了直接参战的中日两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此后的历史进程，其影响至今仍存。因此，在新的世纪以新的历史视野重新反思这场战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战争之外寻找、反思甲午战败的深层次根源

　　与以往多单纯将战败责任归结于清廷腐败、北洋腐朽无能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更多地从战争之外寻找、反思甲午战败的深层次根源，视野更为宽阔。

　　观点一：将甲午海战的失败归罪于“北洋海军腐朽无能”，长期误导了后人对甲午战败原因的认识。凭心而论，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军人的战场表现并非完全的“腐朽无能”。即以过去多遭诟病的北洋海军为例，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部11名管带中，壮烈殉国的多至7人，近2000名北洋官兵血染海疆，战斗之烈，牺牲之惨，均为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前所未见。杨玉荣、龚耘就曾考证“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来龙去脉，认为将甲午海战的失败归罪于“北洋海军腐朽无能”，主要是为了满足战后清廷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说法不仅对当年浴血疆场的将士有失公允，而且也长期误导了后人对甲午战败原因的认识。

　　观点二：甲午之战可以说是中日两国的制度之争。近年来，专家倾向于认为，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同时更应该将其看作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成效的检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结局实际在战前已经注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此时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无论从军事体制还是国家政治制度上，都相对优于仍止步于洋务强国的晚清政府，因此甲午之战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的制度之争，而中国的战败不仅是硬实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在软实力上与日本存在差距。如刘亚洲、皮明勇等军事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近代战争已开始呈现出融政治、经济、军事与国民意志为一体的总体战，而晚清政府的近代化改革不仅进程迟缓，而且存在上下分隔、重军轻民等“跛脚”缺陷，因而甲午战争从表面上看致败原因是清军在战场指挥、军事动员、后勤技术方面与日军存在差距，器窳技劣，但其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晚清时代的中国尚未能完成向近代国家转型。

　　观点三：中日对于信息战、情报战的重视程度存在天壤之别。甲午战争时期，中日近代化程度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在战场之外寻找此前少为人注意的战败因素。例如，根据李文海、郭剑波等人的考证，甲午之战中日对于信息战、情报战的重视程度存在着天壤之别，也应被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极为重要的因素。日本方面，早在甲午战前十余年（1872）就已开始着手在华有计划地布设谍报网，甲午战争期间更是雇用、收买了大批密探搜集清廷与北洋海军的情报，从而自始至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如在战争爆发之前，日谍石川五一就通过收买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不仅获得了北洋“各军各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的机密情报，使日军对北洋军备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在大东沟海战前顺利窃取清军增兵朝鲜的详细计划，致使高升号被日舰拦截并击沉，700余名淮军精锐葬身黄海；相比较日方对谍报工作的重视，清军方面对于信息战、情报战的重要性可谓毫无所知，不仅在战前对日谍活动听之任之，甚至在开战之后仍未对日方在华谍报活动采取必要措施。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对于信息战、情报战如此不同的认识，实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日双方对近代战争的认识已存在极大差距。

　　从中日近代化之路的大视野看甲午战争的影响

　　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场战争无论是对于直接参战的中日两国，还是对于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到底如何，仍有再审视的必要。

　　观点一：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也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历史往往具有多面性的特征。如王晓秋认为，在两次侵华战争中，日本在发动战争的目的、方式与手段上极其相似，但是与19世纪末甲午战争时中国仍为“一盘散沙”相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掀起了全民抗战浪潮，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终于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继续伤痛与反思甲午战败的沉痛教训外，人们也开始同意应该客观地看到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重新恢复凝聚力的重要影响。甲午之战的惨败，真正激发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与国家意识，正如当年梁任公所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由此，不少学者甚至认为，“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也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最终选择了以彻底变革方式实现近代化的道路。

　　观点二：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歧路。甲午战争的侥幸胜利同样改变了日本近代化的走向。中日甲午之战，日本一方面因战胜而迅速增强了国力，一跃成为可与西方老牌列强实力比肩的亚洲新兴强国；但在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中日本采取孤注一掷，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取得胜利的方式，不仅使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胀，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的歧路。甲午战后，日本获得的战争赔款多达白银2.3亿两有余，日本将巨额战争赔款中的大部分用来扩军备战、发展陆海军与重工业，同时军部势力迅速扩张，国民心态也更为迷信武力，从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1904年，日本故伎重演，同样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方式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更使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极度膨胀，随后连续发动对中国、东南亚的侵略战争，妄图称霸亚洲乃至世界，这种“暴发户”式的赌徒作为，直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由是而论，甲午战争对于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来说，可谓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分水岭，甲午战后中日两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近代化之路。甲午战后的中国，痛极思痛，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危机的压力下，艰难求索与不断抗争，而战后的日本，则由此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司马法》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对于直接参与甲午战争的中日两国来说，战后不同近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局，可谓是这一句中国古代兵家箴言的最好注脚。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发生在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历史，始终值得历史学关注和研究，从中获得更全面更深切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悟。为此，本刊特开辟“甲午启示录”专栏，刊登系列文章，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