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张继青训练我们的女主角，很严格。她平时都很和蔼的，教起戏来把我们女演员经常骂哭，一个水袖动作三十多次，到什么高度甩什么长度，笛音到什么位置，一板一眼。我们“柳梦梅”给汪世瑜老师操练得要跪了，戏服血迹斑斑——他留作纪念了，膝盖都出血了。我们这戏真的是血、泪、汗磨了一年才磨出来。

　　在台北演了六场，两轮。七千张票，一下子卖精光。宣传做得很大，压力特别大，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如果戏演砸了，不光是我们戏的问题，昆曲前途攸关。没想到在台北第一次演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我很担心这些演员，他们没演过什么大戏的，在周庄演演草台戏一下子弄到台北大剧院，九个钟头大段大段唱，真怕他们忘词。居然没有忘词，下面人一直在拍手。我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柳梦梅出场的时候手拿柳枝一直在抖，小春香也是膝盖在抖，不管怎样第一场很棒也就一直演了下来。

　　艺术的种子播出去了

　　惊梦的衣服是白的，是梦中的衣服。一个绣的是梅花，当然因为他是柳梦梅，女孩子身上绣的是蝴蝶，蝶恋花。我们的服装是一大亮点，是苏州的手绣，我们设计了两百套，非常有名，非常细致。讲到这我们非常幸运，因为这出戏投资很大，我们很讲究嘛，什么都要第一好，服装每一件都要几十万。我们非常幸运有一些非常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家，他们对我们非常的支持。手绣和车秀是不一样的，手绣那些花有层次的，一朵梅花有好几层，其实不同的红，看起来是立体的，车秀是平的。我们有十几个花神，每一个花神身上的花都不一样，都是绣出来的。

　　我们背景是抽象的，用的是背投。21世纪了，我们的想法是，表演艺术如果成功，如果引起共鸣，一定跟同时代观众的美学相符，如果它与同时代观众的美学不相符，它不会引起共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如何把科技跟舞台和有六百年的剧种结合起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科技用得不好的话一下子就会把戏破坏掉，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节制，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遵循、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古典的基础上面我们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地融进去。《惊梦》这一场，背后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如果她背后真的画着花画着牡丹，那就写实了。我看过《牡丹亭》的制作片子，它背后真有个大牡丹，而且是个霓虹灯的牡丹，而且还放光的，那个把我吓一大跳，那个不是昆曲的原则，昆曲的原则是抽象的、写意的、抒情的、诗话的，不好随随便便，昆曲的美学有一套，它已经有几百年下来，非常成熟完整的美学，不好随便去动它。

　　后来我们还带着戏去了海外，他们的剧评很严苛。那天我们在伦敦演得也非常成功，演了六场，两轮，很多很多知名人士去看。这个人是谁啊？傅聪！带着全家人去看了三场。这位先生，年纪大的这位老人家，很有名的，叫做David Hawkes，他是牛津大学的首席汉学家，是《红楼梦》的英译者。他是俞平伯先生的学生。他从Oxford，他从牛津来看我们的戏，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跟我讲：《红楼梦》里面也有《牡丹亭》。他用北京话讲得字正腔圆。他说他看我们的戏最喜欢杜丽娘。另一个是牛津大学Chinese Study Center的主任，他跟他品味不一样，他喜欢的是小春香。一个喜欢大家闺秀，一个喜欢丫鬟。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古老剧院，坐在中间那位是驻英大使傅莹，她去看我们的戏。她真的很用功的，她还先看剧本，看三天。她后来把她一群朋友都带去看戏，看完了以后她还用笔名写篇文章，说白先勇手上的金娃娃没有人接。她是有心的。

　　这是在伦敦演的那次，要英国人站起来拍手不容易的，他们也是非常热烈。最要紧的是他们那个《The Times》——《泰晤士报》，一个礼拜两篇剧评，非常肯定，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后来我们到希腊去了，参加希腊艺术节，在雅典。我们那一次很有意思，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到希腊悲剧的故乡去踢馆去。希腊人当然懂得看戏剧，这是他们的传统。

　　后来2009年在北大，这是我第三次进北大的。我记得那天晚上天寒地冻，零下九摄氏度。那天学生都热得不得了，看完之后，我好冷啊，穿个羽绒衣跑回去睡觉了，他们不放我走，几百人围在那里，我的感觉啊，就是要跟我讲一句话：白老师，谢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们。那我要听的也是这句话。我觉得那些学生看完以后，像参加到一种文化的仪式里面，脸是发光的。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提升，看到我们传统的美——我希望，我们这些大学生，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真正接触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从此以后亲切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做昆曲也是，希望对看过我们的戏的人，无形中能给他们感应和启蒙。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位观众说他十年前看过，在迎水道那边看过，今天又来了，可见是有影响的，十年后又跑来了。还有，前年我在纽约演出，有二三十个留学生跑来看，看完以后，里面有两个南开的，那个时候看过戏的，那个时候是本科生现在是博士生，一个念哥伦比亚一个念纽约大学。都跟我讲，因为那个时候在迎水道看过了，所以他们又来看，种子已经撒到那边去了，我也很高兴。

　　我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第两百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我们有个剧照展，我们拍了二十多万张剧照，二十多万张里面挑出来的，而且还用了光墙展出的。在北京大剧院歌剧厅里演的。两百场我们庆功宴的时候，这些演员大家都很高兴，走了两百场大家还是同一组人，很不容易，大家觉得很珍惜的。

　　2012年，CCTV给我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奖，因为我推广昆曲有功。好了，十年，回到苏州去了。十年前，我们在内地头一次首演，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也是个好大的，很旧的厅。这些，“小兰花”（苏州昆剧院的演员班子），开始我跟她们结缘的时候，她们才二十出头，正是最青春的时候，现在青春不见了，不过演艺有很大进步，演过两百多场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苏州沧浪亭。

　　为什么到沧浪亭去呢？在2003年排演的时候，右边是沈丰英，左边是俞玖林。我们要演《游园惊梦》，讲那个戏词，讲那个戏的意境。游园是什么意义，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十年前我跟他们讲，就带他们去游园。十年后，我们又跑去了。汤显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句戏词：“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开始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这个，都不懂，现在懂了吗？懂了。似水流年，一下子十年就过了。就在这里，忠王府的古戏台上面，当年我看他们两个扮上去演，我选中他们的，十年后我们又到了这个地方。大家都蛮开心的，做成了一件事情，全世界都跑过了，演了这么两百多场。

　　我们从2004年开始演，演到现在呢我们演了10年了，一共演了232场，我全世界都跑了，大江南北都走过，最远走到兰州、西安，最南到桂林、厦门都去过了。这些地方乾隆都没去过的。

　　我们在Berkeley演出，大概有两千多位子，大概有五成到六成是非华裔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外国人看着也掉泪。我想，这些感动是因为爱情它美，美的经验是普世的。总而言之我们到美国去，有几方面考虑。第一个是外国观众的反应，第二方面就是报纸剧评的反应。让那几个大学，让学术界认识到还有昆曲这个东西，以前昆曲也去过美国，大部分是演给自己的同胞看的，这种主流的演艺场合，在西岸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当时趁着那时候一直再往下巡回的话，可能美国真的对昆曲有更大的兴趣。不过出去一次花费太大了，应该是政府送的，好像政府每年也送不少的东西出去，像昆曲这样，既然联合国都认为是代表作了，应该把它送到外面去。

　　平心而论，把我们的表演艺术拿到外国去，要真正得到西方人的佩服，真的不太多。他们可能捧捧场什么的，要他们真的从内心佩服，真的不多。昆曲在美国为什么他们真心佩服，第一是舞蹈，他们没想到舞蹈可以这么美，西方的歌剧有歌无舞，芭蕾美得不得了，有舞无歌。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昆曲是一个。它又不是音乐的形式，真的是非常高雅的艺术。所以在美国他们对这个的确是非常佩服的，他们觉得这个水袖动作怎么这么优美。我们的戏曲，有人说，那么慢，现在的爱情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一拍两个小时。昆曲一折，眉来眼去二十分钟。有个剧评家说，他们《惊梦》那一场，勾来搭去的，两情相悦，不可思议。你想在舞台上面，男女相悦很难演。你用水袖勾来搭去，他用英文说so graceful，那么优雅。

　　我想，我们上次到美国去，到英国去，他们的反应真的蛮热烈的。我很高兴经过了考验，美国人、欧洲人都对我们的古老艺术完全能接受，不光能接受还能欣赏，而且非常尊敬，这个很要紧。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艺术，更应该保护。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我做了十年，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帮忙，我非常感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有人出来扶一把，又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转向昆曲的教育了，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昆曲课，以讲座的形式，我每年去教他们一次，在中文大学也是，在台大，下学期，也是。希望昆曲在我们学术界，取得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它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在我们的大学里没有这个课程，我觉得很不应该。所以我试一试在大学里推广，至少同学们亲近这个以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所认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