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日本制造“日华亲善”的空气，以麻痹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但就在同一期间，日军策划的分裂华北的新阴谋却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表现得异常活跃，其参谋长酒井隆宣称：要贯彻华北分离政策必须先把中央军、旧东北系以及国民党党部逐出华北。在酒井隆的策划下，5月间，日军在河北省连续挑起两起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最终导致了《何梅协定》的出笼。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同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在日本租界北洋饭店遭暗杀身亡。数小时后，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在天津日本租界寓所被暗杀。胡、白二人均系接受日本津贴者，他们曾受日本军方指使，发行中文报纸，鼓吹所谓“泛亚细亚思想”。案发后，日方表示，行刺胡、白系国民党特务所为，称胡、白被刺案与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和青红帮有秘密关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虎、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具体指挥者，且国民党河北省当局“知之有素，事后则佯无所闻”。

　　正当胡、白案发生之时，日方突又提出所谓孙永勤问题。1935年春，热河省抗日救国军孙永勤部因关东军“围剿”，被迫越过长城进入停战区遵化县内。5月，面对日军的“搜剿”，孙部大部分官兵牺牲，余部退到迁安。但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指责由于中国官方的庇护，孙永勤部动辄向“中国领土内逃退”，因而日军不能消灭孙部，并说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部的事实，还认定中国当局援助东北的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刚签署的《塘沽协定》。

　　5月29日到6月10日，高桥坦、酒井隆利用上述“河北事件”大做文章，他们自称代表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到北平居仁堂约见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有必要把天津、北平包含在停战协定地区”，还提出多项无理要求：如蒋介石应放弃对日阳表亲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备的二重政策；将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撤出华北；撤走上述机关的实力后盾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罢免事件的直接间接当事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团长）、丁正（副团长）、曾扩情（政治训练处处长）、何一飞（蓝衣社平津办事处处长）；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将于学忠任军长和“切断日军平津军用电话线”的国民党五十一军撤退到河北省外；取缔中国国内的排日组织等。高桥坦、酒井隆的言行让何应钦感到“受到侮辱，终生难忘”。

　　为了配合高桥坦、酒井隆的“交涉”，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还调集陆海空三军力量展示实力，出动坦克、装甲车及配备轻炮、机枪的连队到河北省政府前面示威。

　　何应钦向南京政府作了报告。正在四川指挥“追击截堵”红军的蒋介石，担心“军事、经济、外交均无准备”，“顷刻之间即将平津断送，且将牵动京沪及长江一带，国内立致崩溃”，决定继续实行退让政策。因此高桥坦、酒井隆每次约见何应钦，何应钦都用口头通知的形式告诉他们：各项要求大多都已经落实。

　　6月11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得意地电告东京说：“此次要求，未用兵力，即得中方全面承诺，殊堪庆幸。”

　　何应钦主持的北平军分会以及国民党政府有求必应，极大地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这反而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6月11日，高桥坦拿来一份由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交给北平军分会办公厅让何应钦签字。除将何应钦口头承诺内容全部录上外，《备忘录》又把“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三项内容作为“附带事项”载入《备忘录》，要何应钦一并承诺。

　　何应钦令人将该稿退还给高桥坦，并转告他：中国方面按照日本方面希望主动解决，多项已经办竣，无须再用书面表示；第二款“附带事项”多关系政治，不在其权限之内。

　　此后，何应钦为避免日本人的纠缠不休，于6月13日回到南京，在国防会议的临时会议上报告了此事。会议决议：“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高桥坦并不甘心此事就此罢休，于是放弃以“备忘录”形式逼何应钦盖章，却仍然请求中国方面有一个“书面通知”来答复。6月21日，高桥坦将拟好的一份“由何应钦具名致送梅津美治郎的通知”稿交给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告鲍转何签字。“通知”稿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以及有关履行此等事项之附带条款，吾人一概加以承认。并望将此事项及附带事项自动付诸实现，特此通告。

　　何应钦以这与口头承诺不一致，不予答复。7月1日，高桥坦只好提出删去“附带事项”字样的修改稿。何应钦请示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后，于7月6日按高桥坦修改稿发送给梅津。这份通称“何应钦复函”的全文如下：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至此，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所构成的《何梅协定》正式出笼，日军自《塘沽协定》后步步进逼的侵略要求，均被中方承诺，河北门户被进一步打开，日军以《何梅协定》为根据日益加剧对北平、天津的威胁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