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北京社会科学院戏剧研究所副所长）：

　　我从这部戏中提炼出三个关键词。

　　第一是介入。中国国家话剧院作为国字号剧院，肯定跟社会上其他类型的剧院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国话应该为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提供一个值得探讨的、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内涵的价值观。我在看这个戏的过程中没有感觉是一个法国题材，我看到的是我对于这个社会和对于我人生的选择，我在所有演员身上看到了我自己。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剧目的选择上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在这点上我觉得应该保持，并且一定要延续下去，给社会提供一种有用的、值得探讨的东西。

　　第二是空间。冯宪珍等老师们的表演提供了一个精神空间，让我们能够面对演员、剧本和导演进行丰富的、多层面的交流和对话，这给我带来的快乐是远远超过一部电影或者读一本小说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快乐。

　　第三是责任。在我们的认识中，话剧从100多年前传到中国，它肩负的使命和功能就跟别的艺术门类不一样，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莫斯科艺术剧院来北京演出时有一个座谈会，他们的演员认为自己作为演员也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对这个社会是有担当和责任感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每一位艺术创作者也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艺人。在这个舞台上一定是要塑造一种值得人们借鉴或辩驳的东西，并且一定是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是我受到的启发。

　　卫纯（《读书》编辑）：

　　很高兴能有机会看到《死无葬身之地》，有好几个瞬间将我打动，这是戏剧不同于电视、电影的艺术魅力所在。我那天最直观的感受是戏结束以后，地铁里仍有三三两两看戏的人在热烈地讨论着这部戏，讨论着演员的表演。为什么存在主义这样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很热的东西到今天仍然有生命力？为什么这部戏在17年前演出后，到今天主要的观众群体都换了一茬后依然会被打动？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我个人理解，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查明哲导演把人性的东西放到一个关系结构中来理解，而不是孤立抽象的。刚入狱的时候，人物可能在思考革命事业和个人肉体能否承担酷刑之间的关系。等队长也被抓进来了，人物就要思考牺牲自己来保住更多的同志，以及面对法西斯要保持人最基本的尊严问题。最后出现重新获得生机的时候选择拥抱自由，则又是一个新的关系。

　　所以，对于人性、残酷等不应该做孤立抽象的思考，还是要尽量放在关系结构里。中国和世界相对于17年前或者80年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问题。中国国家话剧院在不断复排经典的过程中怎么把对于现实的一些新的思想融入进去，阐释出与当下人性中共鸣的东西，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也是经典重排最应该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