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与平台

　　我曾对参与《新批评》编审的韩石山先生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等我离开现职岗位了，准备写一部叫《〈新批评〉备忘录》的书。”说是这么说，这部书我会不会去写，我也不知道。因为要全面真实地呈现《新批评》走过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现象。从“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话”是不能全讲的。我非常理解季羡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难言之隐。

　　在这里，我只能有限度地介绍一些情况，谈一点纯属个人的感受和思考。

　　2013年初曾有人通过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词语质疑批评家李建军发表在《新批评》上的一篇文章。

　　此事引起全国各类媒体的跟进报道，从各地方报到首都的报纸《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央视的《文化正午》栏目，都在评说和关注这一事件。我无意将这一事件在这里进行回放，只是觉得有必要就这件事所引发的对《新批评》定位和办刊宗旨的歧见，做一点阐释。

　　有媒体采访我，问我对李建军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评》的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那是批评家在细读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艺术判断。”最初刊发报道的《新京报》算是比较准确地传递了我的观点，标题是《“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但很多媒体在转述这篇报道时，略去了标题中的“文章”二字，就把我要表达的观点完全弄拧了。说《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肯定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新批评》上刊发的文章各种声音都有，对某一部作品，评论者持有完全对立的意见也是常态，那么《文学报》该站在谁的立场上呢？或谁有资格对不同意见的评论做一锤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认为，《新批评》只是提供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只要在文学艺术的框架内，各路“神仙”都可以登台发表一己之见，公公婆婆各说各话也无妨。一己之见，很难说都是真知灼见。但如果说“《新批评》不代表《文学报》立场”则是有问题的，《新批评》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最初在征稿启事中反复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汉字就是如此精妙，略去两个字，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读。

　　《文学报》为何要创办《新批评》，又为何要持这样的办刊宗旨和立场？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清的。在它诞生之前，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文艺评论生态出现的严重“污染”和恶化，但如何改变恶化的文艺评论生态，却几乎没有人拿出可践行的方案。当有人提出要加强文艺评论时，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文艺批评。从数量看，全国有为数众多的文艺理论评论刊物，报纸也在刊登各类文艺评论的文章和类似文艺评论的文化报道，但人们又感到真正的文艺评论非常稀缺。文艺评论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文艺评论。缺少的是真正敢讲真话的、纯粹的文艺批评。

　　如要匡正文艺批评的时弊，当然首先要弄清楚文艺批评的“病灶”在哪里。经过考察和梳理，我们觉得“症结”有三：一是“胡吹乱捧”，受人情面子、“红包”等因素影响，只说好话，不说问题，甚至把“丑小鸭”吹成“白天鹅”，“老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类作品研讨会上；二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成为很多批评家的批评策略，他们在谈宏观文学现状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义愤填膺，而一谈到具体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则完全转换成另一套话语，几乎全是溢美之词；三是大量毫无章法，只从个人好恶出发，缺少专业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评论”充斥网络。正因如此，文艺批评几无公信力可言。听起来“众声喧哗”，但满耳皆“垃圾噪音”。

　　说了这些，质疑《新批评》的先生该明白了吧？所谓“三提倡、三反对”，所谓“真诚、善意、锐利”，都不是一拍脑袋就“灵光乍现”出来的。

　　老凤与新雏

　　办刊三年，要说个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获，最主要的，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导师的门下，完成了学位的提升。因为三年中，专刊所有文章我都认真仔细阅读过，由于职业需要，有的文章不止读过一遍。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学养深厚、文字老辣的学人，有的是80后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他们刊登在《新批评》上的文章，尽管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文章，多挣脱了人情的、商业的羁绊，是在仔细阅读文本后作出的独立评判，是尊崇自己艺术感觉、从内心发出的铿锵有力的批评之声。

　　他们是“真的猛士”，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我是他们忠实的读者和“粉丝”。

　　河北老作家陈冲先生，可以视作批评界的老马和黑马。“正统”的学院派评论家，一般不太接纳他的批评风格，用他的评论方式写博士论文，十有八九是难以通过评审关的。有人说他的文字太绕，但这个曾受过高等数学专业训练的作家兼批评家，如果他在表述时出现了“绕”，一定有它“绕”的理由，在他“绕”的背面是有严格的逻辑链条支撑的。还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严肃的话题，到了他的笔下，都能让你饶有兴味地读下去。《新批评》在出刊两期后，曾在北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座谈会。陈冲在电话中，对那个座谈会很不以为然，潜台词是：你们自己大概也没有弄明白怎么办《新批评》吧？我就说：“《新批评》该怎么办，请您发表高论。”时隔不久，他发来两万字的长文《我想要的“新批评”》，从批评的本质谈到当下批评的沉疴，然后又以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为例，说明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文章虽长，却轻松好读，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评》四个整版。

　　李建军是唯一连续三届获得《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批评家。《新批评》评奖有一个基本规则：对待处在同等水平线的好文章，优先考虑未获奖者，优先考虑年轻作者，以让更多的人获得激励。但《新批评》愿意重复奖励某位批评家，一定是其评论本身是该年度无法绕过去的重头文章。我注意到，李建军的批评文章在《新批评》刊发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过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学理性的推论和判断，让每一个字都砸在实处，如同板上钉钉，想要撼动它并不是那么容易。

　　郜元宝性情温和，他的文风也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但读他的批评文章在如沐春风的同时，也可感觉到他的识见如同老中医的那杆银针，缓缓地扎入肌肤，在你尚未感觉疼痛时，针尖已经抵达穴位的最要害处。

　　王彬彬的批评文章数量不多，但他只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级的，每每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与大多数学院派的评论不同，他的文章犀利深刻，清晰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