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是写文化批评的快枪手。每有文化热点出现，他的文章几乎同步到达编辑部。由于快，他的文章在正式刊出之前，总是在不停地修订和补充。

　　获益——不仅仅在拜读他们的妙文高论时，还有通过各种渠道、方式的信息交流……

　　求真与向善

　　当一种办刊理念付诸实践时，常常因我们的专业水准不够，理念与实际操作会发生“摩擦”，使得实际效果偏离理念的轨道，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新批评》倡导“真诚、善意、锐利”的办刊理念，但落实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编辑部常常为此困惑和苦恼。所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公允、客观的批评，具体到某篇文章中，好坏应该各占多少比重？谁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锐利”地指出问题的批评，常常被人误解为是不怀好意的，更遑论被理解为“善意”。

　　在《新批评》创办三年来所刊发的文章中，除了个别署笔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隐藏在背后的难以言说的个人动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并无哪位批评者因个人间有私仇而泄恨，故意与被批评者为“敌”。他们的文章是真诚的，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问题的批评，是从更高层面释放“善意”，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在《新批评》创办两周年的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在生活中，批评往往只有在亲人间才会发生，因而批评其实也是明亮的阳光。”而那种出于各种个人目的而发出的谀词，听起来虽顺耳舒畅，其实却是一种“伪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一直未能形成，“捧杀”与“棒杀”几成常态。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需要继续启蒙，而中国的文艺批评更需要启蒙。回到常识，回到文学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艺批评，需要文学界、知识界同心协力。《新批评》在这方面，只是做了一点尝试。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方方面面共同来浇水培土。

　　毋庸讳言，《新批评》确实是批评了一大批当代文学名家，这是因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他们的优点会被放大，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更易被效仿，当然也就更具有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在《新批评》创刊初期，南京大学一位教授问我：“你们在上海，敢发批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吗？”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话音刚落，《新批评》第三期就刊发了两篇谈王安忆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论文章所论是否精当，见仁见智，都很正常。我们不会预设立场，引导批评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们从来都充分尊重批评家自己的独立判断。其实，批评王安忆的作品，还有另一层意义：《文学报》并不因为在上海出版，就会对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网开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只要公开出版发行，就得接受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各类读者的评说和检验。没有什么艺术的创造者，可以在这方面享受“豁免权”。如果有一天，《新批评》刊发了批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创作的文章，那也是一个正常的批评行为。

　　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方面，《新批评》的点点滴滴努力，已经产生一定的效应。

　　作家与批评家

　　《文学报》曾经就创作与评论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举行过一个研讨会。与会的有诸多知名作家和批评家，我们有意识地把两个群体聚集到一起，展开一次如何良性互动的对话，气氛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

　　作家与批评家良性互动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并未形成什么共识。有的说，批评不承载指导作家创作的功能，批评只是批评家通过文本分析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以及创作的理念；有的说，批评家和作家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过于密切的关系会影响到批评家对作品的评判；有的作家以亲身经历说明，批评对自己创作所起到的难忘的作用……用一句套话来形容那个讨论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共识”。“对话”本身就正是我们需要的“良性互动”的样本。

　　这里，我想从近期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事件入手，来谈如何看待两者关系。

　　今年初，编辑部收到青年批评家翟业军批评方方中篇小说的文章，题为《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走编审流程时，该文无任何障碍。仅从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据，似乎无懈可击。就在准备发稿时，有编辑提出一个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自《十月》杂志2013年第二期以头条发表后，被很多选刊选载，并且进入了年度排行榜，获得各种奖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翟文将这个小说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诸如“生硬、虚假、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等等。如此“粗糙”的小说为何还能产生这么大影响？究竟是文坛有问题，还是翟文有问题？为慎重起见，编辑部开始传阅方方的这部中篇小说。读完了这部小说，我产生了与翟业军几乎截然不同的感受：总体上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说，文字简洁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邮箱里“休眠”了很长时间，发与不发，一直举棋不定。此时，编辑部有人愿意写与翟业军争鸣的文章，于是我就决定先发翟文，再发争鸣文章，并在《编者按》里请更多的专家和读者参与讨论。

　　翟文发表后，即被新浪读书官方微博全文转发，在读者中引发热议，跟帖有280多条。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这篇文章又从新浪转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写下这么一段话：“这个帮转！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大。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气质都不一样。作品发表，有人引起共鸣，有人激起抵触，有人格外喜欢，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电脑还有不兼容系统，人更是。正因有各种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这世界才丰富有趣。我们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写好。”这段话，与她的小说一样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新批评》创办三年里，唯一见到的著名作家对批评的正式回应，而且“回应”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300多万粉丝也转发这篇批评她的文章，显示了她豁达的胸襟和自信。

　　在后来的争鸣文章中，我发现赞成方方和翟业军的观点都有，有些作者和读者读方方小说的感受也不完全与我本人相同。这件事，撞击出我多方面的思考，如：作为掌握文章生杀权力的编审人员，如何看待与自己感受和观点相左的文章？如何看待文艺批评中的“偏见”和“偏激”？作家尊重批评者的批评权利，但批评者如何也尊重作家的感受以及在创作中付出的艰辛劳动，等等。

　　如何建立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对文艺创作真正有益的批评？大概各方人士，包括我这样与批评相关的编辑等，都还需要继续接受启蒙。

　　鲜花与板砖

　　风雨和阳光，鲜花与板砖，始终伴随着《新批评》前进的脚步。我想，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新批评》本来就是逆水行舟，与恶化的文艺批评生态为“敌”的。

　　最后，我想说说我亲历的一件小事： 2013年夏天在西安，陈忠实先生亲口对我说，他唯一一份自费订阅的报纸就是《文学报》，而订《文学报》是因为喜欢看《新批评》上的那些文章。这一细节，在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获得者李建军的“获奖感言”中，再次得到证实，说明陈忠实不止对一个人说起过他对《新批评》的喜爱……在李建军的“获奖感言”中还透露一个信息：“台湾老作家郭枫，谈起‘新批评’来，赞赏有加，说即使在台湾，也没有这样一个好平台。”

　　《新批评》在风雨兼程中已经长成一棵树，虽然它的年轮才刚刚三圈，它还不怎么粗壮，但我相信它还将继续生长。

　　（作者为《文学报》社长、总编辑，《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