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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倡俭反奢,几乎皆循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积弊的规律——
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个题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奢侈之风,“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敢继续犯规者,御史马上劾奏。此前此后,像这种以惩革积弊、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还有汉代昭宣中兴、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利钝得失,异同互见。
奢侈之风必致贪腐:“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
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几乎都是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积弊的规律。以西汉为例,汉初国穷民困,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后经文景之治,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于是“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京师储币累百巨万,太仓陈粟充溢露积。钱太多了挠心,“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到处兴造楼台馆所、豪华车辆,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如此折腾的后果,不仅是海内虚耗,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司马迁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由此而来。
历史上,打江山的胜利者多能记取“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教训,因而大都注重“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对广大臣民的各种消费性行为加以严格的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居、行、服、器各有定式,不许僭越;典礼、巡行、差出、宴饮等各种职务消费,也都有相应规定。
不过从历史上看,好像任何一代 “舆服制度”的执行都很难摆脱前紧后松的通例。随着生活富裕,奢侈之风滋生蔓延,住房、乘车、服饰、器用等多有违规。更有不少现任官员利用职权以逞奢华。公吃公喝时时可见,“虽有禁例,多不遵守”,凡欢迎到任、接待差使等种种名义,大都“制备酒席、礼物,互相好盛,用度无节”。有一份写于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说:各地有司“多有妄兴造作”,重点都是修建气势奢华、起居舒适的机关楼所。清嘉庆皇帝说,“朕闻向来兴举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且有倡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
这些“光鲜”场面,都需要有财力支撑,仅靠 “廉俸”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官场奢靡相尚而致政风衰颓之后,必是贪风兴起,吏治腐败。唐文宗朝反奢诏书说:“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明孝宗朝反奢诏书说,“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都是对因奢启贪之内在逻辑的精辟揭示。
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
因奢滋腐,百弊相生,所以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唐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以慈俭为宝”,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毁御马坊、马球场等一应建筑,对皇家戏剧音乐歌舞娱乐等单位大加裁减外,还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应接礼仪,不得陈设花蜡,不准结彩华饰,也不许拆毁民众坟丘以拓宽道路等。明孝宗从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节用恤民为急政,“内外衙门修建寺塔、庵观、庙宇、房屋、墙垣等项一应不急之务,悉皆停止,不许擅自移文兴工,违者治以重罪”。还多次取消上元、端午、冬至、庆成等节日官宴,“以节钱钞”。嘉庆一朝反对奢华,尤称雷厉风行。亲政伊始便革除了严重败坏官风的进呈古玩器物的积年大弊,违者以抗旨论。颁旨罢贡玉石后,“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
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唐文宗说 “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就是这个道理。本文开篇提到的《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在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时,坦言“积习流弊,余风未革”,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有司不禁”,制度废弛。鉴于违规现象普遍,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对制度重加整理。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律令格式,结合现实情况,拟成一个《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内容包括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皆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
如何将扭转奢靡之风的一时成效常态化,是个历史难题
无论除奢返俭还是惩虚崇实,凡振刷风气,都不能缺少庙堂高层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唐文宗不仅本人衣食俭朴,厉行节俭,还要求皇亲国戚和上层官员“皆务俭薄,率先兆人”。其女儿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宽大费料,即以“衣服逾制”遭到面斥,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则,连累驸马窦澣被扣两月俸钱。
然而,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恭勤节俭,冀革其风”的成效,有个客观评价:“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听话听音,距真正“绝其侈靡”还远,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正史记载,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经文宗批准颁发后,马上引发权贵们的激烈反对。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则放宽限制。
积习难改、抗令违禁之外,还有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嘉庆帝倡俭反奢时,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今上”才装模作样,“亦一时风气然也”。等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或当不免。由此看来,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长效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作者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