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董必武（中）在武汉

　　1939年1月31日，侵华日军向吴佩孚施加压力，并在吴的寓所北京什锦花园举行记者招待会，13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在此之前，吴佩孚受到了来自抗战阵营及各方爱国人士的多次警告，加深了对“落水”的顾虑，再加上日军不顾一切地采取强迫措施，更使之恼火，于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甩开日军拟就的讲稿，发表讲话，向众人明确表示自己的心意。本文分析了吴佩孚“讲话”的两个版本，并引用了董必武对吴佩孚“讲话”的分析和评论。

　　1939年1月31日，侵华日军向吴佩孚施加压力，并在吴的寓所北京什锦花园举行记者招待会。

　　吴佩孚“讲话”的内容和含义，如今受到史学界普遍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吴佩孚这个发言如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这样写道：吴佩孚当着中外记者宣布中日要实现和平，必须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条没有注明出处的“史料”见诸许多文章，且这里说的所谓吴佩孚谈话的第三个条件“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显然是针对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一次声明。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

　　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不久的1939年2月5日，董必武撰写题为《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的文章，其中写道：“诱降既败，近数日敌人又在广播中大吹大擂宣传吴佩孚主张和平，出任所谓‘绥靖委员长’职。吴于一月三十一日招待新闻记者，虽其口述与日寇制就之谈话稿不同，但亦未公开否认有主张和平之通电。其态度之暧昧，大约系环境使然。这种状态，不会长此保持下去。前途所届，不外两个归宿：或者吴佩孚发挥其固有的精神，顽强不屈，弃所谓‘绥靖委员长’的伪职于不顾；抑或者吴氏甘为傀儡，听日寇搬演出场。这在最近的将来，可见分晓。国人所殷殷属望于吴氏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董必武还写道：“国人所希望于吴佩孚的，不过是自全晚节，不要被日寇所利用，来与抗战的政府与爱国的人民为敌……国人不是望他积极地干什么，而只是望他消极地不干什么。即不做日寇的傀儡。”

　　第二个版本是这样写的：在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讲：“余受‘和平救国会’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着手准备建立政府机关以实现和平。第一阶段当先编成作为其骨干之军队，为此，余打算首先使华北游击队归顺。若在华北巩固了地盘，则可在日华之间实行武力调停，解决事变。因为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经验，所以对此是有自信的。”吴佩孚还提出了“出山”的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员;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行政策。在这三项内容中他特别强调要有“实权”，视之为一切之基础。吴佩孚说:“实权这个问题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抗日战争时期，吴佩孚属于所谓“主和派”阵营。他在致汪精卫函中写道：“故自卢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1938年8月开始，“土肥原机关”派出少将大迫通贞来到北平，正式对吴佩孚开展劝降工作。吴佩孚提出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可以“出山”;二是必须由他组织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他还说:“事变若由余来调停，大概可望得解决，如果举国舆论寄希望于余，余则可任此劳。但是，在调停之前，余须先行培植势力，足以迫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余思招抚华北之土匪。如余发布命令，各支土匪部队将会立即汇合，如此，就易于培养军政势力。作为军、政势力之骨干的军队一旦建立，即可组织政府，扩大行政区域，取消临时政府。若蒋介石不听调停，则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区域，扩至重庆，以解决事变。”

　　如果将吴佩孚的两个讲话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基本相同：都同意“出山”，都提出由他出面“调停”，都提出要掌握实权。

　　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掌握“实权”，甚至说：“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在第二个版本里，吴佩孚还有几句话：“第一阶段当先编成作为其骨干之军队，为此，余打算首先使华北游击队归顺。若在华北巩固了地盘，则可在日华之间实行武力调停，解决事变。因为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经验，所以对此是有自信的。”可当时的情况是：吴佩孚既无人也无枪，“光杆司令”一个。对此，董必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佩孚是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人，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很远。他自视很高又常不满意于现状，且不甘寂寞，所处的环境更是恶势不堪。处在日寇直接统治之下，汉奸的影响，左右失势官僚及群小的包围，怎能放得过这样一位赫赫有名待时而动的老军人呢?”

　　董必武还指出：“只要一上日寇的圈套，便成为它的新傀儡，假如他要求练兵，日寇在某种条件下一定可以允许他练兵，但练出兵来装备须仰给于日寇，那不是更便利于日寇以华制华毒计的实现么?那时吴将不是旧的中国的吴佩孚，而是以新的民族败类的姿态出现。又如要日寇交出政权，日寇同样可以答应。要日寇武装维持秩序的政权，那不是别种政权，正是傀儡政权，这样的政权，在日寇侵占区域内俯拾即是，如伪满、伪‘蒙疆政府’、‘上海伪大道政府’、‘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以及各地方的伪‘维持会’等，真是指不胜屈。”文章最后，董必武严正指出:“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的都是仇敌，不管他过去的历史如何，凡甘心借日寇利用来阻碍抗战者，都一定为国人所反对。”

　　据记载，吴佩孚最终顶住了日伪的压力，拒绝出任伪职。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吴在牙医刀下当场身亡，时年65岁。吴佩孚去世后，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发表谈话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起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