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一国的人民智愚，但看他的报馆多少，报馆愈多，民愈智，国亦愈强。

    报馆的启蒙责任

    对于京城百姓而言，庚子事变的枪声刺耳异常。在八国联军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中，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诞生了。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强盛与开启民智画上了等号，开启民智一下子变成文人知识分子的迫切使命。

    一位15岁的《京话日报》读者说，“中国不兴，全由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全由民气不通”。“要大家明白维新，非开民智不可，要求民智大开，非教育普及不可”，“要知一国的人民智愚，但看他的报馆多少，报馆愈多，民愈智，国亦愈强”（《说维新》，《京话日报》1905年10月27日），从而报纸与国家的强盛画上了等号，报馆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启蒙责任。

    然而形势不容乐观。据统计，全国百余种报纸在京城发行的不到10种，销量不过2000份，而京城至少有100万人。著名报人彭翼仲分析原因，一是文理太深，二是价钱高，决计用白话做报，“但能识几个字的人，都看得下去，就是不识字，叫人念一念也听得明白。并且赔本贱卖，每张只收三个当十大钱（外埠加邮费），可以天天零买，这三个大钱，譬如买了一块糖，吃了一根纸烟，便可买这张报，看过一遍，能知道许多事情”（《作京话日报的意思》，《京话日报》1904年8月16日）。

    文明普及之本

    1904年8月16日《京话日报》创刊，深受欢迎，“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它对北方各省尤其是京津两地影响非常大，成为北京第一家销量过万份的报纸。《京话日报》开风气先导。据《大公报》1905年的统计，此后标名为白话、俗话的报刊就有20种，还有一些报刊开辟了白话专栏。报人们对白话报的认识也逐渐提升到中国文明进步、启蒙救国的高度，“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中国文明愈进步， 则白话报前途之发达”（《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一些人发现了白话报纸在读者群覆盖层面上的缺陷，尤其是在不识字者中间占很大比重的妇女和儿童。于是，画报应运而生。“现在有个最有意思，极有趣的良品，不但瞧着容易懂，而且还能活泼心思，是什么呢？就是画报。画报的益处比白话报还大。白话报只能看文，画报还能会意。并且不认识字的人，瞧着也能明白，久而久之，自然明白时局。”（《北京白话画图日报》1908年10月26日）

    画报用白话行文，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目标，主要读者群拟想为妇女和儿童，当然也包括其他不识字的人群。“现在北京城，虽说不开通哇，说起开通来，一半是白话报的力量，一半是画报的力量。因中国妇孺不识字的居多，故画报为开通妇孺而设。”（浙西倦游人《说画报的宗旨》，《浅说日日新闻画报》1909年4月16日）

    《燕都时事画报》在创办初期，曾以女性读者投稿方式，历数画报对于家庭教育的好处：“文话报词调高，白话报论说长，都非我们女流一时可能懂得，惟独画报既有图儿，可以看热闹，又有字句，可以明白图的事情，一边做着活计，同姊妹们闲谈一边看着报，评论报上的事，谁好谁歹，不过凭个公理，天天评论评论，功夫常了，不免的就培养道徳啦，何况又能广见闻呢。”（《燕都时事画报》1909年8月6日）

    读者群体的培养

    报纸的出现，要有人读才能达到预设的目的，需要培养读者群，使一般民众养成看报的习惯，但在当时一般人温饱还自顾不暇，自购报纸无疑是一种奢侈，阅读的风气不开，即使看报的好处再多，价格再便宜，人们总是不肯买的。于是就出现了贴报、阅报社和讲报等形式。

    阅报社是有识之士在各地设立的阅报组织，个人出资或集体订购多种报纸供民众阅览。彭翼仲说：“南几省的报章，很有了几十种，一个人都要买来看，一年的报价，可也不轻……大家捐些钱，租了一处房子，把各种的报，拣取紧的买了来请人随便看，预备茶水，不取分文。”据统计，1905年7月底，北京有十几处阅报社。1906年6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京师阅报社调查表》，列出京城26处阅报社（处）。发起人有汉人、旗人，有官员、平民，还有僧人，社会很多阶层都参与到了阅报社的创办工作中。

    阅报社多在室内，或利用寺庙、茶馆、会馆，或单租房屋，但维护成本较高。当时也出现了不少室外街头的阅报牌的形式。第一处在京城街上贴报的，是松俊三、文哲臣、刘瀛东、马稚松等人，制造木牌，沿街贴报。

    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内麻刀胡同东口，有一个绅士马君维，设置了一个木牌，上面贴《京话日报》，供民众阅读。还有更为省钱的办法，直接将报纸贴在户外墙上，一时响应的人很多，涉及社会阶层更为普遍，惠及面更为广泛。

    花市北小市口协和烟铺的何掌柜，感觉到了读报的好处，每遇熟人来买东西，必劝人看报。想约几个人立一处阅报社，但苦于无钱，想了个办法，把看完了的报贴在门前，任人观看。

    讲报，就是在茶馆或公共场所，有人讲读报纸。与说书有些相似，甚或当时有人建议，直接招揽说评书的来讲报，会更精彩。“讲报就是演说报，手指口画，当面苦劝，这个力量，比贴报感化的快，比阅报处感化的更快，因此之上，京城各阅报处，可就都要添上讲报了。”（《山西白话演说报的祝词》，《京话日报》1905年7月23日）

    《大公报》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医生卜广海在东四六条口的会友堂药铺行医多年，药铺旁有一间房子，本来一直租给人开茶馆说书。有一天，这位医师走在街上，看到墙上贴着《京话日报》，一时心有所感，认为说书远不如说报有益，决定把茶馆改为讲报处。

    当时北京城有个很有名的小人物，自称“醉郭”，他衣衫褴褛，专往天桥、庙会这些热闹的地方去，把报纸上的内容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宣讲出来，名气很大，连天津商会都登报访请。

    20世纪初，有识之士创办白话报、编辑画报、设立阅报处等一系列行为，目的是开启民智，促进下层社会智识程度的提高，为社会风气的变化，乃至时代的变革起了铺路作用。

    （作者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