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学说的新讨论

　　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孟子提出仁政学说。孟子研究院副院长李存山研究员把性善论与仁政学说结合起来，认为从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到孟子鲜明地提出性善论，这一进程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性善论与儒家主张“以德治国”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而且也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有爱心有能力的在位者，以其恻隐之心，行仁政于民，是儒家一直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如何把仁政学说落到实处，如何理解其蕴含的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

　　徐克谦教授从义利之辨入手，认为为上者不能自己唯利是图，却要求百姓要以义制利。仁者在位，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的利益需求。义是对统治者而言，利是对百姓而言，政府应从制度上保证百姓的利益诉求。

　　仁政学说如果只是理想，而不能实施，对于治国安民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王杰教授说，仁政学是建构在经济利益与道德教化两大原则之上的可行性政治方案。欧阳祯人教授发现，仁政学说通过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养”得以实现。从“孝悌之养”“父母之养”抵达天下父母之养。人的良知、良能最终与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从而使仁政蓝图落到实处。

　　孟学史的新拓展

　　《孟子》在宋代列入儒家经典序列。此后，孟子学蔚为大观。本次会议有13篇孟学史论文，涉及二程、陆象山、叶适、王船山、戴震、张九成、康有为等人的孟学思想。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孟子》的文本及思想研究相对充足，已出现了大量成果，而历史上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注疏、诠释、思想发挥所形成的成果不仅数量大，而且研究相对薄弱。梁涛教授相信，从学术的发展规律看，从孟子思想研究转向孟学史研究是一种必然。

　　《孟子》文本的研究历来是孟子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次会议亦对《孟子》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比如，丁为祥先生与青年学者林桂榛博士重新诠释了“孟子天下之言性”章，认为当前所有的研究均不得要旨。但两位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严重质疑。

　　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名言，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读书无用论。其实，孟子如子思等学者一样，时常引《诗》《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对《孟子》引《诗》《书》的研究，可以获得孟子对古典学的态度以及《诗》《书》本身流传的信息。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论证了《孟子》引《书》的可靠性，肯定了今传本58篇《尚书》的价值。杨海文教授从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孟子》引论《诗》《书》入手，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系统的紧密关联。

　　整体研究的新思路

　　本次会议上，颜炳罡与梁涛两位先生的论文凸显了孟学整体研究的进展。一般认为，孟子有“三辨之学”，颜炳罡在此基础上提出孟子的“四辨之学”：人禽之辨是孟子思想的哲学根基，义利之辨是孟子的人生态度和施政之由，王霸之辨代表了孟子的治国理政、一统天下的方式、方法和政治理想，华夷之辨是孟子的文化诉求。孟子的四大辨题开启了中国价值趋向的主流，成就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意义。

　　梁涛在其《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提出统合孟荀研究的思路。认为宋代以后将荀子排除在道统之外，而以孟子为正统的做法值得检讨。孔子之后，孟子主要发展其仁学，荀子则继承其礼学，二人各执一端，一方面虽然深化了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对于儒学的丰富性又是一种窄化。早期儒学是一个更为丰富、开放、包容性的精神传统，可以代表这一传统的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可称为“新四书”。今天儒学研究的一个任务，便是把《荀子》纳入到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中，呼唤儒家礼学的复兴。在此基础上，统合孟荀，建构仁礼统一的儒学思想体系。

　　他乡有夫子

　　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深入，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名声远播海外。无论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还是遥远的欧美地区，都可以见到孔、孟的踪迹。北京外国语大学郭连友教授讨论了孟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指出《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等思想对日本思想界形成极大冲击。李星湖作为朝鲜儒学史上的著名儒者、实学巨擘，济济多士。台湾学者林月惠认为，李星湖虽然强调经世致用，但仍有儒学的超越面。星湖开创的实学，并未根本颠覆朱子学，而是将朱子学予以批判地转化为创造。韩振华副教授以德国著名汉学家罗哲海对《孟子》的现代重构为例，分析其法兰克福批判哲学背景与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学相互结合的一种可能，认为罗哲海的研究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提供了参照。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东亚系主任齐思敏教授主要谈了孟子对欧洲、美国历史的影响。18世纪《孟子》通过传教士的翻译传到欧洲，影响了伏尔泰等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西方人认为孟子不只是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政治哲学家、理论心理学家。《孟子》一书是具有世界价值的资料。美国葛底斯堡大学司马黛兰教授发表了孟子关于身体的界限，指出大多数情况下，孟子视阈中的“体”标示着一个具有模糊界限的躯体。“体”可以是身，也可以指家、国，甚至整个天下。此外，海外学者还从人性的软弱、智的不可化约性，以及天命与时运等角度，对孟子思想展开了深入论述，大大丰富、拓展了我们的视域和眼界。

　　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6月7日早晨，邹城的文化专家、教师、市民来到孟府赐书楼前，等待与孟学专家的面对面交流。初夏的清爽与孟府满园的花香，为活动营造了温馨氛围。陈来、郭齐勇、王志民、邓国光、齐思敏、梁涛六位先生如期来到活动现场，就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弘扬孟子思想等热点与现实问题与现场观众展开了热烈讨论。

　　陈来先生首先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沃土，这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孟子的仁政、王道、民本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今天仍然是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源泉。不明乎此，不知未来之文化走向。郭齐勇先生从孟子的性善论、仁政学说、人格修养方面阐释了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五常”“四维八德”，都是从孔孟之道特别是从孟子性善论的角度推开的。对政府来说，通过制度安排解决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等问题，就是行仁政；对个人来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天赐给我们终身受用的爵位，要好好地存养。在回答关于当前教育的问题时，郭先生指出，当前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片面强调知性教育，不注重德性教育；过分关注成才教育，忽视成人教育。

　　邓国光先生在被问到澳门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谈了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他说，儒家强调的文化传统，不是现代政治里的民主组织，而是社会道义。孟子的道义思想就是为上者的责任。香港、澳门虽讲功利，但尤重视“道义”。孟子就像一道光芒，指导我们在艰难环境下生存下来，通过善良制度的建设，给予比我们生活更困难的人最大关爱。王志民先生结合“中国梦”阐释了“孟子梦”的三个层次：国家怎么治，百姓怎么过，个人怎么办。孟子把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结合起来，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有借鉴意义。

　　责任与未来

　　本次学术研讨会，有总结、有进展、有争鸣、有指引，总体来说，是一场专家层次高、学术水平高的学术研讨会。当然，尚有一些学术研究软肋在今后需要加强，更为重要的是，从研讨中，我们认为，当代学人的当务之急除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需从研究方式上进行反思。孔孟儒学的深厚底蕴以及之于中国社会的渊源，远非西方学术体系所能解构。让孔孟的归孔孟，西方的归西方，重建中国文化自信，重新找回滋养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远大的浩然之气，以“平治于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继往圣、开来学”，汇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实现时代赋予当代学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