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拴马桩石雕的胡人形象及粟特输入的鎏金双狮纹银碗。

■ 葛承雍

　　提要

　　十世纪以前特别是唐朝，曾吸引了邻近国家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具有各国交流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所以它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影响和推动着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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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取决于其巨大的利润

　　考古学家根据已发现的文物判断，大规模的欧亚游牧民族迁徙运动从公元前7世纪就揭开了历史的序幕。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今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纪前后在中亚、印度等国的古墓中，都发现有精美的中国丝绸残片，甚至出土了刺绣着凤凰图案的中国丝绸，所以公元4世纪前的希腊古典著作中称中国为“赛里丝”（Seres丝国）。

　　丝绸古道的存在，必然使中国与西域、中亚地区有着物质和文化的交流。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塞种”人像完全一致。不管这种蚌雕头像是周人制作，还是中亚游牧部落献给周王朝的贡品，都说明双方已有着交通往来。公元前623年，秦穆公“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迫使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塞人向西迁至伊犁河地区，说明了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就存在着丝绸之路的古道联系。

　　公元前330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穿过里海战胜了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同时征服了中亚，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将版图扩展到印度西部。而这时期匈奴人兴起，控制了天山南北绿洲上许多城邦国家。秦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不得不修筑长城防御。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联络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另一方面急需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商业贸易，所以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城固人张骞出使西方，他历时13年才返归长安，并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地理、物产、风俗上报给朝廷，这些材料均载入《汉书·西域传》，成为中国最早记载丝绸之路的历史文献，从此开创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

　　西汉长安是中外交流的首先得益者，又是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集中地。首先，西方物产源源不断输入。天马（大宛马）、西极马（乌孙马）被成批运入关中，促进了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仅中央掌管的军马就有40万匹之多，此后西方优良品种的骏马成为汉人追求的目标。从西域传入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瓜、胡蒜、胡荽（香菜）等被大量栽种于关中，大大推动了贸易的往来。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两汉时代，中国的丝绸质量和品种均独步世界，因此它才能作为商品向西方传播。除丝绸外，中国的漆器、铁器、铜镜、软玉、釉陶、麻织品等也输出西方，关中长安使用的穿井开渠技术也在此时传入中亚和印度，梵文中一些名词都加“秦地”字样，说明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是双向的。

　　公元7至10世纪的隋唐帝国先后定都于长安，更使“丝绸之路”走向极盛繁荣。隋代大业年间（605―613年）曾大力招徕胡商，并吸引西域大批商队前往长安，以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当时为了睦邻安边和“扬威异域”，通过“互市”、“赏赐”等渠道大量输出丝绸，这种特殊的背景导致更大规模的东西交通，隋炀帝派出大臣出使波斯、罽宾（今阿富汗）、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西南）、史国（今乌兹别克）等地，沟通了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唐代由于西部疆域超过了汉代，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丝绸之路畅通提供了保证。

　　强大的唐王朝十分注意国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各国进入长安的使节中，新罗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东罗马7次，波斯、婆罗门（印度）、朝鲜、泥婆罗等不计其数，“丝绸之路”的联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广阔。考古文物所证实，仅中国境内就发现波斯萨珊银币近2000枚，在长安还发现了希腊文铅饼、拜占廷式金币和阿拉伯文金币。这都是丝绸之路交流的珍贵证明。

　　8世纪50年代以后，回纥继突厥之后又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中原丝绸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回纥，然后又经中亚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亚、拜占廷。而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狮子、骏马、驯象等大量传入中国内地，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盘、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精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取决于其巨大的利润，史书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10世纪之后，由于中亚分裂战争不断，中国境内也相继动乱，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其风貌，特别是宋元以后，海上交通日趋重要和繁荣，陆地丝绸之路逐步处于凋敝和停滞，长安所起的中外交流纽带作用也渐渐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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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华的人很多，从张掖、敦煌、武威到长安形成一个个迁移的侨民区

　　秦汉以后，西域各国因战争避难、贸易经商、互通使节、质子侍卫、传播宗教、入仕任官、各行技艺、求知留学等原因来华的人很多，从张掖、敦煌、武威到长安形成一个个迁移的侨民区。如北魏以后进入长安的印度僧侣就达70余人，《梁高僧传》记他们有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保留的一些碑刻，也记录了月支、粟特、龟兹、匈奴等移民的定居，如临潼新丰有支胡数千人，蓝田有数千粟特人在康横率领下按部落“归化”，韩城有粟特人康维摩率部众据地占关，蒲城有龟兹白氏后裔居住。

　　唐代长安是当时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朝廷奉行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政策，据《唐六典》记载曾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往来，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到达京城，因而长安成为民族成分和各国人种最复杂的地区，具有国际化都市的性质与色彩。《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至长安，仅突厥受降五品以上官员达百余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占当时长安城人口三十分之一。《资治通鉴》还记载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唐人墓志与中外交流文物，说明了外国人在长安的活动。

　　比中亚人更远的波斯（今伊朗）人，从三世纪萨珊王朝兴起到五世纪，波斯与中国北朝、隋唐一直有使臣往来。

　　波斯人来到中国最多的还是商人。唐代诗文和《太平广记》等文献中对波斯商人有很多生动的记述。长安西市有“波斯邸”。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唐朝与阿拉伯大食国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住唐”贸易，他们在唐长安以经营珠宝和鉴别珠宝而闻名。中唐以后，侨居的大食人还参加科举，其中以进士登科的大食国人李彦昇最为著名。

　　除上述国家有大批侨民居住在长安及周围地区外，还有一些国家贵族、商人等也侨居在此。据说当时长安人口中侨民人数就达5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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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世纪以前特别是唐朝，曾吸引了邻近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具有各国交流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下的长安，从风俗影响上看，也风行着异域胡人和其他国家的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宗教信仰等，甚至连胡床、胡帐、胡坐等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从西汉到隋唐，各国的特产源源不断输进长安地区。大宛国献汗血马，大秦国贡花蹄牛，月氏国进返魂香，身毒国（古印度）献连环羁，黄支国运犀牛，弱水国献香料，波斯国送玻璃，大食国输沉香，西海国献胶裘，条支国运鸵鸟，黎轩国进眩人（称幻人的魔术师），都卢人表演缘竿杂技。长安的西域风尚遍及许多领域。

　　在建筑上，宫室第宅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有唐玄宗模仿拜占廷引水上屋、悬飞流如瀑的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太平坊王鉷私宅中建自雨亭，夏天檐上飞流四注，凉爽得凛若高秋。唐中宗时宰相宗楚客造新宅，以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唐代宗时宰相元载造芸辉堂，用于阗芸辉香草捣碎泥墙。这些私宅建筑无疑吸取了西方外域宫殿的建造方法。

　　在饮食上，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平康坊的姜果店，长兴坊的饆饠店，升平坊的胡饼铺等都非常著名。此外，于阗烤全羊，回纥“腩”（烤肉片）等西域风俗饮食都传入长安；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西域龙膏酒等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绘画上，侨居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是隋代作为“质子”到内地的，他们和康国画家康萨陀一起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发挥了西域画风的特色。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卢棱伽等都受此画法影响，对中国画风的变革起着深刻的作用。

　　在乐舞上，隋唐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十部乐”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音乐占了大多数。许多乐器系从波斯、印度和埃及等传来，筚篥、五弦琵琶、箜篌、横笛、金钲、胡笳、羯鼓等都起源于西域。

　　在科技上，长安也输入了大量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廷科学知识。隋代已传进大量的印度天文历算书，据《隋书·经籍志》共有七种六十卷，如《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婆罗门阴阳算历》等。唐朝前期天文学各派争鸣，其中就有印度天文学家参加，侨居长安的迦叶、瞿昙、俱摩罗三个家族中，世代服务于司天台。来华的高僧又大都兼通医术，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还在玉华宫为唐太宗造药。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均多次进献本国药物，波斯和阿拉伯人还将自己国家的贵重药物贩运到长安市场上寻找买主。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10世纪以前特别是唐朝，曾吸引了邻近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具有各国交流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所以它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影响和推动着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反思一千年前外来文明的传播，对我们今天联系世界不同文明的纽带，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贡献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