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的“球王”照

首次出战奥运会的国足队员，前排中间为场上核心李惠堂。

　　1976年8月13日，当时的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阿根廷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当年曾流传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足球神童”

　　1905年9月18日，李惠堂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李浩如是20世纪初香港建筑巨商连生建材公司的创办人，他在亲兄弟中排行第三。母亲是陈琼笙，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从小对他教育甚严。

　　1912年，由于家中兄弟姐妹较多，6岁的李惠堂就被父母送往老家广东省梅县(现为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接受基础教育，并在该地自学足球球技，每天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都盘球走路，这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而且提高了带球技术。

　　1917年，父母将12岁的李惠堂接回香港，同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足球运动比较普及的皇仁书院，接受了中学教育。他脑子非常聪明，不仅能用流畅的英语发表演讲，还能用中文填词做诗。课余时间，他仍继续参与校内正规的足球训练和师生比赛，在同学中独胜一筹，比赛时踢球技术远远超过一些年轻的老师。因家中商务较多，他只读了两年中学，14岁那年就辍学回家协助父亲打理业务。

　　1922年，南华体育会举办“夏令营杯”足球赛，李惠堂就报名参加香港大坑村童子会足球队，担任前锋的他在比赛中展现了自己的足球技巧，进球数为全场第一。

　　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他带领童子会足球队取得了胜利，被观众和媒体誉为“足球神童”。

　　“万人声里叫球王”

　　“夏令营杯”足球赛结束后，香港最有名气的南华足球队当场决定接纳李惠堂为香港南华足球队队员，被分配到实力较弱的乙组乙队。但热爱足球的他经过勤学苦练，进步很快，第二年就晋升南华乙组甲队，并两次获派在甲组比赛中上场比赛的机会，这在乙组队员中也是最突出的。

　　1922年夏天，李惠堂代表南华队参加香港甲级足球联赛，比赛中他出任左边锋，因其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当时他身高1.82米，跑动速度快，动作敏捷，特别是控球技术尤为出色：一般球在他的脚下，对方两三个人围上去也难以抢走。他的射门技术更是令人叫绝，不管什么位置、什么角度，他都能左右开弓，球出如矢，力拔千钧；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经常一射就中，让对手防不胜防。

　　他在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比赛前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不料以1∶5大败，让中国队夺得了冠军。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表达沮丧情绪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改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这让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获得“铁军”的称号。

　　同年8月，李惠堂随香港南华足球队赴澳大利亚，他作为主力前锋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足球队交战。初到澳大利亚，他看到中国球员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刊出的形象都是骨瘦如柴的“东亚病夫”，他暗下决心要在比赛中扭转中国人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形象，所以开场仅5分钟他就梅开二度，这场比赛他一人独中三元，洗雪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为此，澳大利亚体育管理部门专门授予他金质奖章。香港当地的报刊则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用了“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加以赞美。

　　1925年，年轻的李惠堂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廖月英从香港来到上海，决心要与外国球队较量。李惠堂在上海期间，正值自己足球技艺的巅峰状态，由于球艺出众，22岁就被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聘为教练。随后，又加盟上海乐华足球队，创下了十分显赫的战绩。

　　1931年，国际奥委会吸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会员。1936年为参加柏林奥运会足球赛，以李惠堂为队长的中国足球队只能自筹资金，提前两个多月出发，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他和队友们沿途进行了27场比赛，取得了23胜4平的战绩。但由于一路征战，球员坐船时经常呕吐不止，到柏林已疲惫不堪，结果在奥运会上比赛时，以0∶2负于英国

　　国奥队，首轮即遭淘汰。

　　“海角归来奔国难”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春天，汪精卫为庆祝伪满建立十周年，特命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和宣传部长林柏生联名给李惠堂致电，拟派专机接李惠堂和南华足球队到南京和满洲各地巡回表演，并留在南京主持体育政务。

　　李惠堂闻讯以后，他不愿意为汪精卫效劳，现在又派专机来，那怎么办呢？最后他考虑，反对不行，那就走为上策。为了避开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追踪，李惠堂决定率领南华队去澳门访问，借此机会逃离香港，返回广东老家。从澳门去广东只需7个小时的车程，但因为天气和船舶的缘故，一路周折不断，他竟然漂泊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返回广东五华锡坑老家。

　　李惠堂一路上受多方朋友相助，在桂林时更是受到李济深先生的热情款待，离桂途中，他写了一首感怀诗：“世乱时虞历万难，今朝脱险向长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飘零意未宽。”回到家乡后，他在田野乡村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副对联，“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在维持生计之余，李惠堂依然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足球，回到家乡后不久，他先后组织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两次访问梅县、兴宁、韶关等地，到各地巡回比赛，推动了山乡体育运动的发展。1942年，黄河决堤，灾民非常多，当时国民党政府号召李惠堂举办足球义赛，义捐。韶关、桂林、南宁、四川及整个大后方，义赛打了138场。收入全部捐给救灾，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更留下“海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1942年，李惠堂在故乡梅县与强民队对垒，结果以1∶3“礼让”强民队。第二年，李惠堂邀请香港甲组高手，以“航建队”名义，与强民队比赛。通过这两次比赛，对“足球之乡”梅县的足球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尔后，李惠堂到桂林组织广东足球队，参加华南四省足球赛。他先后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作表演赛和义赛，筹集款项，救济战孤、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抗战胜利后，李惠堂从内地返回香港，继续效力母队南华队。1947年，已经42岁的李惠堂在香港参加埠际赛(沪港杯赛的前身)，结果以4∶2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也成了他的“挂靴之战”。

　　当选亚洲和国际足联重要职务

　　1948年，李惠堂作为教练率中国足球队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同年，他还在英国罗布雷受训四个星期，获得英国足球总教练的文凭，并获得国际足联颁发的国际裁判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裁判资格的人。

　　回香港后，他创立了华人足球裁判会，蝉联6届主席。新中国成立之后，贺龙曾写信邀请李惠堂出任中国国家队男足主教练，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事。

　　1954年，李惠堂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他又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1966年，他被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因此，他在世界足坛和亚洲足坛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李惠堂生前，还写下《足球经》《球圃菜根集》《足球技术》《足球规则诠释》《杂果盘》《香港足球五十年》《足球登龙术》《足球读本》《鲁卫吟草》《南游散记》等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见，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足球风气的带领者，也是开启中国甚至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

　　1979年7月，李惠堂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74岁。他生前共获得了50多个荣誉称号、100多枚奖章和120多座奖杯，在中国那些动荡的年代里，他用自己的双脚谱写了一个个足球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