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长沙沦陷5天后，张芝文与凌云卿自制白旗，上书“欢迎”字样，踩着同胞被侮辱枪杀的死尸堆，走入日军驻地，求见。

　　张芝文自称是长沙市商界特派代表，凌云卿则自称为长沙市工人特派代表，表示“欢迎皇军”进入长沙。

　　日酋接待这两个汉奸后，首先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限期扑灭城内各处余火，掩埋全市死尸；二是张贴安民告示，号召长沙逃难疏散的居民回城。

　　张芝文和凌云卿借日酋之势，抓派回城难民，承担掩埋城内已经腐臭的尸体的任务。张芝文和凌云卿总共掩埋掉城内共计4500余具尸体后，又以伪维持会正副会长名义，手执白旗，前往长沙近郊，张贴号召全市民众回城各安其业的安民告示，并动员农民送农副产品入城应市。不久，外逃难民因衣食无着，陆续归回城内者，一日比一日多。

　　据当年亲历者李芸青记载：张芝文以伪维持会名义张贴的布告，大意是夸耀皇军仁厚宽大，劝导外逃难民回城各安生理等内容。

　　凌云卿比张芝文更加无耻，在任日伪维持会副会长时，认为复兴部长沙支部经济班的日酋松井权力大，手中掌握的物资多，可从中捞到一些商品业务自肥。凌云卿将其年方16岁的亲生女儿供给年过五旬的日酋松井淫乐，从而套购到盐及布匹等紧俏物资，狠赚了一笔。

　　作为长沙市最早汉奸组织的伪长沙市治安维持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44年9月。张芝文任委员长、凌云卿任副委员长。此外，张芝文又将德茂隆酱园经理谢菊生和长沙市纸业公会的陈焕章等人列名该汉奸组织当中。

　　该汉奸组织成立两个月后，因日寇对张芝文和凌云卿的人品十分鄙视，且日寇已罗织到更合适人选，并拟成立长沙市自治筹备处，长沙市治安维持会即宣布撤销。最早投敌的张、凌二人被日寇一脚踢开，两人此后在长沙城内一意从事投机。后来，竟未被国民政府追究汉奸之责。新中国成立后，张芝文和凌云卿因其汉奸罪行，均被镇压于1951年。

　　三、日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被判定为湖南最大汉奸

　　1946年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首都高院第一次提审“文化界败类周逆作人”一案，周作人辩称“其附逆动机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被报纸怒斥为“恬不知耻”。同一天，在湖南长沙，唐令欧也被湖南高院提审。次日，唐令欧因“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唐令欧表示认罪，不再上诉。

　　此前，日寇虽取得1944年长衡会战的胜利，但日本国早已全部陷入战争的泥淖之中，再也难以自拔。对于他们新控制的地区，他们想出来的毒计就是“以华治华”，用汉奸的笔杆子、枪杆子、算盘子去盘剥和打击坚持爱国抗战的更广大中国人。唐令欧就是被他们选中的对象。

　　唐令欧在日寇投降初期，面对前来长沙青石井家中调查的特务时均称，他之所以“投敌”，是因为另有“曲线救国”的任务。

　　他对中统特务胡念榆称，“我在平江家中时，中央（指蒋介石）就要我跟唐生明去南京打进汪精卫的组织，我因条件未成熟，没有去。长沙沦陷后，平江县政府转来薛司令长官（指薛岳）从江西发来的电报，要我打入伪组织。我才进城。我现在还保存着电报。”　　

　　唐令欧称自己此前经余如愚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的国际间谍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唐令欧多次声称：他为“国家做事”，怕就怕外面“不明真相”。

　　唐令欧，即唐天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在何键的四路军任过团长，曾在设在都正街的湖南省军犬训练队任大队长。其父唐炳初，为湖南著名亲日派。据称，唐炳初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陆军科，与日酋屠山满及冈村宁次等有同学旧谊。传说中称，日军一支部队路过平江县三眼桥，唐炳初与领兵军官交谈数语，即令平江三眼桥一带四境安宁。

　　长沙沦陷后，尤其日军在攻克衡阳后，急欲掠夺湖南这个鱼米之乡中的粮食和棉花及各类农副产品，作为其继续侵略的资本，日寇在长沙急欲建立一个像样的傀儡政权。

　　此前，日军复兴部长沙支部虽组建有“长沙市治安维持会”，但其正副委员长张芝文、凌云卿之流，显然缺乏号召力。故侵华日军复兴部长沙支部最后瞩目于唐令欧父子。

　　与此同时，在长衡会战中打了败仗的薛岳为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也在物色可以“曲线救国”的汉奸人选，薛也中意于唐家父子。但唐炳初明确声称他不会出任伪职，薛岳遂认可唐令欧是可以“曲线救国”最佳人选，唐令欧“面子和里子均有”，最终唐令欧在取得日军和国军两方面默许和认可后，于1944年11月1日出任长沙傀儡政权最高组织“长沙市自治筹备处”处长一职。

　　唐令欧具有相当的行政能力，在组建日伪长沙自治筹备处时，迅速定下框架，分设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司法等五科和秘书室、合作指导室。财政科长陈国藩、建设科长杨奎、教育科长唐耀章、司法科长邓笃恭、合作指导室主任李仰贤等均迅速到位，该日伪组织得以有效运转。

　　此后，日寇拟拉拢曾任湖南省主席（省长）的何键或赵恒惕出面成立伪湖南省政府，但他们得不到接触这两人的机会。

　　在雪峰山会战日寇失利后，1945年5月，日寇决定再将长沙市日伪傀儡政权长沙市自治筹备处正式改为伪长沙市政府，基本仍以唐令欧原班人马架构市府班子。可见日寇对于唐令欧的伪政权相当满意。

　　日寇为巩固占领区，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在伪长沙市政府成立后，又以主要精力准备设立湖南省级傀儡政权。在日酋眼中，伪省主席拟在唐令欧和另一亲日派汉奸黄雁九两人中产生，或者从南京调唐生明任日伪湖南省主席。

　　唐令欧显然积极争取当上伪湖南省主席一职，黄雁九在后来的辩白中声称：“当时日寇复兴部在湖南已经成立伪县政府20余县，我被日寇要求主持成立伪省政府的工作。为了借事拖延，于是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成立湖南省设计委员会，并设主任委员四人，即黄雁九、唐令欧、刘晴初、宋寿梅四人轮流执政，直到日寇投降为止，伪湖南省政府仍然未能成立。”

　　日寇投降后，从长沙外逃湖北的黄雁九的这一辩称，获得湖北省高级法庭方面认可。经过法庭判决，黄雁九最后无罪释放。当然黄雁九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汉奸罪被镇压。

　　1946年，唐令欧则以十年刑期在长沙关押了半年，1947年3月，唐令欧以保外就医名义潜逃无踪，最后连累到一大批人，包括看在其父唐炳初情面上而作保的赵恒惕、余籍传等人，唐令欧的姑父周仰山则因此而被停职、关押。

　　四、湖北、湖南两地汉奸手中摇摆的枪杆子

　　枪杆子握在谁的手中，显然重要。在长沙沦陷时期，枪杆子对准谁，或许更加重要。

　　在长沙沦陷时期， 长沙除驻有日军最高军事单位“开部队”（代号，真实番号不详）等组织外，更驻扎有一批日伪特务、军警机关。

　　日伪特务和日伪警察手中握有枪支，遂残暴地对准爱国志士，并以各种刑法从肉体上消灭爱国志士。

　　驻在教育会坪的长沙宪兵队，全队真正的日本宪兵不过四五人，其余皆是为虎作伥的汉奸密谍，其中尤以方志武、李少山、胡继琪等湖北籍汉奸最为狠毒残暴，一旦搜捕到抗日爱国志士，他们即采用灌汽油等毒刑逼供，生还者寥寥无几。

　　驻扎在河西的岳麓宪兵队则以本地汉奸为主。作恶最多的汉奸如肖震，即为水陆洲人，曾数次活埋在河西进行爱国抗日运动的战士。这支汉奸宪兵队经常抢劫湘江水面船只。

　　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当天，被日寇俘获的长沙市警察局西三分局局长邓笃恭，被关押在湖南省一监狱后，即与50名警员一起投敌，成为汉奸。邓笃恭积极推行日寇以黄、赌、毒毒害长沙人民的计划，以日伪警察身份对黄、赌、毒极尽包庇之能事。因与伪长沙市长唐令欧意见不合，邓笃恭即改任湖南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社会组副组长，对被发觉的潜伏于各单位的爱国志士不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加以暗害。抗战胜利后，邓笃恭即以汉奸罪被惩处。

　　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杨森、王陵基部队的团长金友松、刘天培等投敌，成立了兴亚自卫团，并欲组建和平军。这支汉奸部队也把枪杆子对准普通老百姓，蹂躏长沙东乡及湘阴、平江、浏阳一带的老百姓。但当日寇正式投降，这支枪杆子摇摆的汉奸部队却又摇身一变，成为被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先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