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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令人扫兴的文体就是论文,因为它从来不“入戏”。力图客观中立,也就永远与现象世界二元对立。虽然节制是一种美德,可也未必不是情感的贫乏。理智的眼睛里闪着凛冽的寒光,永远不能体会天人合一的妙处。
评论亦有此弊。但若是不甘于性冷淡的画风,而“旗帜鲜明”而“鼓与呼”,则近于“宣传”。宣传就是自我催眠与催眠。宣传之恶在于:控制欲太强,与客体难舍难分,太容易自我陶醉。受众之反感于显而易见的宣传,就是反感这种的强势的父亲对“正确”的垄断。
能将学问做得“入戏”的,才是教育,至少是自我教育——教育应当具备催眠的特质;不能够或不愿意“入戏”的,是学术。学问之术,非道也。于丹虽然屡屡遭到圈内学者的抵制,但在学术圈外却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恰因其“入戏”,学问因而具有了宗教的情怀与特质。
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衣则汉服,礼则周礼,乐则古乐,这种随处可见的仪式化就是在对传统文化一百多年的怀疑、否定、批判、污名化之后,重新“入戏”的需求。
我从前反对对汉服不假思索的狂热。现在想来,对汉服的争论,究竟是要恢复哪一个“汉”——是狭义的汉朝之“汉”,还是广义的华夏之“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制式化装束的褒衣博袖、峨冠博带,可以将人们带入到关于传统中国的温良恭俭让的戏份中去。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没有仪式感。
而这种“服古之服”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化复古的先师孔子。孔子为了贯彻在道统上的主张——恢复周礼,在形式上甚至创制了儒生的统一装束——儒服。据说,在此之前,孔门弟子子路“冠雄鸡,佩豭豚”。这赳赳武夫的打扮,怎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儒者“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的精神气质呢!所以,孔子要为儒者正衣冠。
孔子居鲁,鲁国多儒士,社会风尚则是“举鲁国而儒服”。夫子说:“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依照孔子的理念,“服古之服”是服务于“志古之道”的。
鲁国的国君鲁哀公对此颇有疑虑——“然则今夫章甫、句屡、绅带、扎晋笏者,此皆贤乎?”(那些穿戴着“标配”儒服的人,都是贤人吗?)“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儒服真的有益于天下归仁吗?)但他依然对庄子说:“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鲁国多儒士,少您先生的粉丝)
庄子断然否定:“鲁少儒。”他的理由不容辩驳:“(庄)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屡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庄子·田子方》)庄子的理由与孔子的理念是相吻合的,“服古之服”者必然应该“志古之道”。
为了验证他的判断,庄子建议鲁哀公号于国中:“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哀公采纳了建议,结果“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只有一个例外:“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这是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儒者。
以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标准来考量某种装束,则当年儒服的另类和尴尬,恐怕仅次于今天的汉服。
两千年以后,康有为替那场争论中的儒家辩护:儒者创为儒服,时人多有议之,否亦以为行道自行道,无须变服之诡异。岂知易其衣服而不从其礼乐丧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于礼乐丧服之外,人不得议之。此圣人不得已之苦心。(《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不愧是孔子的知音。衣服之事,虽然大有可能流于肤浅的跟风模仿,可是特定的衣服——制服,却也是一道闸门,让身在其中的人行为有所约束,就像警服之于警察,袈裟之于和尚。
服是道的外显。仪式即或只在一时,也有其载道的功用。行为艺术无一不是用来载道的。改朝换代,异族统治,无一不是从改服色开始。改变服色,就是改变日常生活。如果改变不能深入到日常生活,则革命或者改革的宏大叙事不能在实际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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