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书信札，上至军政要事，下至儿女情长，横至天文地理，纵至朝代兴亡，记载了人间的喜怒哀愁，刻录了世事的炎凉兴衰。某种程度上，把家书誉为一部由炎黄子孙共同写就的“百科全书”，也并不为过。特别是，家书内容的丰富性、客观性、私密性和情感性，决定了其不仅能够还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补充国家历史的支脉与空隙，而且能够从不同角度袒露尘封已久的个人史、家庭史乃至家族史，有助于后人触碰历史肌理、触摸历史体温、触及历史本质。

　　就书写载体而言，家书文化大体经历了“结绳而治”、尺素竹简、造纸术发明、书写工具定型、互联网递嬗这几个阶段。史书记载，没有文字的家书即“结绳而记”的实物信，发轫于西周时期。最早的文字家书肇始于秦末汉初，当时将家书称之为“简”或“牍”，隋唐以前“尺牍”一直是古代家书的代称。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就是家书升级版的最好印证。这一时期，经济优裕的家庭用锦帛写作并传递家书，并将写就的家书装入鲤鱼形状的函套里，此乃以“双鲤”指代家书的由来。

　　我国传统家书作为社会变迁、文明演进的微型档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符码。历史上，家书是一种重要的家训方法和家教形式，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人生感悟、求知体会等传授给子孙，让后人从中汲取成长、成才的丰赡营养。比较著名的当属颜氏家训、朱氏家训、诸葛亮诫子书、孔融家书、陶渊明家书等；清代的有纪晓岚、郑板桥、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十大名人家书；近现代的有鲁迅两地书、闻一多家书、傅雷家书，等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所写家书逾2000封，占其著述总量的十分之一强。梁任公凭借书信表达对儿女的舐犊之情，引导他们开启心智、陶冶操守，教育他们勤勉笃学、修身养德，尤其是借助书信与儿女平等公允地探讨政事要津和人生哲学。在父亲的启发诱导下，九个子女均学有所成，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成为享誉世界的国家级院士。

　　家书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无论是闲坐屋檐下的漫漫长文，还是烽火壕堑中的寥寥数笔，都是一份拳拳思念、一份殷殷嘱托、一份浓浓牵挂。仅就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而言，众多志士豪杰的临终绝笔，大量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无数黎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大都以家书形式流传后世：“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这些墨迹长存、余温犹在的经典诗词，既是先贤心系桑梓、寄情亲人的生动书写，也是后人珍视美好情感、滋润干枯心田的文化镜鉴。

　　家书还通过古代文人的装点状绘，从表达情意、交流思想的专属中，逐步递升为异彩纷呈的艺术形态，成为泽被后世的瑰丽文化遗产。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以书信文体直抒胸臆地表达政治主张和变法态度，成为垂范后人的政论经典；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以信函形式酣畅淋漓地倾述对裴迪的信任和欣赏，成为有唐一代的散文名篇；怀素的《苦笋帖》，以信札体裁彰显书法作品字圆锋正、行云流水的线条美感，成为万世学书的重要摹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家书史就是一部艺术史。那些用奇妙方块字书写在特制信笺上的作品，其文采、线条和纸张的完美结合、浑然天成，不啻为艺术佳作和文学精品。我们现在浏览和欣赏古代优秀家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亲近，更是一种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