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道，就是天地人自然之道。这是中国古代家法的最高价值皈依和灵魂栖息地。

　　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子息艰难，52岁才养了一个儿子，他外出做官，就委托弟弟帮忙管教。在家书中，他特别要求儿子不能残害小动物，而应当“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

　　郑板桥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残虐有生命的动物，长大后也决不会善待有生命的同类。这种独特视角涉及到了中国家法对天道和人性的基本价值定位。

　　所谓天道，就是天地人自然之道。这是中国古代家法的最高价值皈依和灵魂栖息地。郑板桥禁止孩子残虐动物，就是让他感恩天地，敬畏自然，消除天性中恶的种子和诱因，最终敬畏生命，感恩父母，包容万物，培育善性，实现天道和人性的互通和统一。

　　人性催生的有些行为看似很有道理并得到普遍认同，但可能违背天道，应当矫正。比如有些动物让人讨厌还有剧毒，但一样是好生之德的产物。据说蜘蛛晚上结网，对着月亮念动咒语，人家房屋就会倒塌，就会破家杀人。所以很多地方把蜘蛛视为一种恶的存在，纷纷杀掉蜘蛛。郑板桥在家书中特别申明这是无稽之谈，是残杀生灵，有违天道，有伤仁德，不可信奉。

　　传统儒家的天道和人性、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呢？天人沟通的路径是比德。

　　所谓比德，就是天人之间的德性可以相互融通、相互影响。比如孔子就说，仁者乐山，取其静穆庄重；智者乐水，取其清逸灵动。

　　比德学说对中国家族治理的影响有三方面：

　　第一个层面是情感认知的同一性。儒家通过赋予动物植物的伦理身份和良善德性激励人类。典型的如五伦图。就是用凤凰象征君臣关系，仙鹤象征父子关系，鹡鸰象征兄弟关系，黄莺象征朋友关系，鸳鸯象征夫妻关系。

　　大雁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重要的身份伦理意义。作为候鸟，大雁秉承天地阴阳之道，南来北往；传说大雁丧偶后，终生不再寻偶，所以又成为忠贞的象征。古代男子求婚，要带上大雁献礼，这叫“纳采”；迎娶新娘的时候，还得带上大雁献礼成婚，这叫“奠雁”——既遵循了阴阳和合、男女婚配的天道，也恪尽了忠贞不渝的人道。金代诗人元好问听说一对大雁南飞，双双被困在网中，一只被杀掉，逃掉的那只徘徊哀鸣，呼叫配偶，后来从天空俯冲而下，自杀殉情。元好问感伤不已，写下了一首词《摸鱼儿·雁丘词》，其中有两句成为传世经典：“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描绘的是大雁，抒写的却是人情。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梁祝》中的蝶魂，比如鸳鸯鸟、比目鱼、连理枝、相思豆。

　　第二个层面是意志、行为的互动性。中国古代的天道观不仅从自然规律和现象中感知、确证人类的独立存在，还将自我意志与自然意志进行同质性比较，从中寻求意志行动的共同心理动因和行为品质对接。

　　性由天生，善恶交织。人是否可以凭借自我意志变更天性中恶的一面？历代家法的结论很明确：这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这就是“矫性”——矫正天性中的恶性，培育善性。郑板桥教诲孩子珍惜生命，就是为了防范人性中的恶能邪灵膨胀。

　　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江夏王刘义恭性情褊狭急躁，刘义隆专门写信告诫弟弟说：西门豹、董安于，能够检束性情，都成了贤士。西门豹生性急躁，所以就佩韦——把熟牛皮佩在身上，取其坚韧和缓；晋国的董安于，生性疲沓温吞水，今天叫拖延症。为了磨炼性情，身上随时带着一根弓弦，取其急骤快捷。比较之下，关羽、张飞偏激暴躁，都不得善终。做哥哥的算是诲之谆谆，但刘义恭从小乖巧伶俐，被他爹宋武帝刘裕宠坏了，自大骄狂，躁动难安，行事鲁莽，自然也就听之藐藐，后来全家被族孙刘子业诛杀。

　　第三个层面是秩序构造的双向性。中国的人伦秩序和相应礼法制度都是根据天道而设的。比如男性为乾德，皇帝决裁事务称为“乾纲独断”，住的地方叫乾清宫；当丈夫的如果管不了妻子甚至是“妻管严”，这叫“乾纲不振”。

　　再如，中国古代一年区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按照自然规律，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为了顺应天道，除非是谋反、谋大逆之类的重罪，一般不会在春天处决罪犯。到了秋天，万物肃杀，就成为处决死刑犯的法定时间，这就是“秋决”，人类政治、法律与自然天道实现了价值互通。（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