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有史，民间有戏，戏说是人民自己说史，南戏里就有史笔。一被人民传唱，无论善恶，都被钉在了民意的铁案上。戏曲之于民心，往往比史官的陈述更有力量。

　　南戏里就有这样的民间精神，那是为南宋社会伦理立宪，一种民间力量为社会道德秩序立法，是自我的精神自治。

　　1194年，南戏盛。其影响之广，除了今日满目疮痍的古戏台、戏棚外，从时人的文字中亦可略窥一二。“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以至于“淫哇盛，正音歇。”正音歇，朝廷当然要管。《漳州府志》记载了理学家朱熹知漳州时，在学生陈淳的上书敦促下，曾禁止当地戏曲演出。

　　在当时永嘉文人的著作里，如王十朋《梅溪集》、陈傅良《止斋集》、薛季宣《浪语集》等等，都找不到有关南戏盛行的记载，《宋史·薛季宣传》倒是记载了这位永嘉学者也曾“禁蒲搏杂戏”的事，表明南宋初期南戏的民间价值取向与官方或主流士大夫的价值取向相悖。

　　张榜禁唱，除了证明南戏之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戏曲里所反映出的民间诉求以及由此诉求重新确立的民间价值观，震动了朝野。面对寒门通过科举上升为新权贵所带来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与不安，朝廷或士大夫阶层一时还没能反应过来。

　　南宋科举真正开始了有规模地向平民寒门开放，从楠溪江古村落的布局来看，确实得到了科举开放政策的鼓舞。每一族村落常常合一族之力共耕公田，共建私塾书院，共养子弟科第。一旦中第，如果仕途通达，便会给家族带来荣耀以及地位。楠溪江古村落里的宗祠以及具有礼制庄严的一村大门，都表明了荣耀共享、利益均沾的希望。这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诚呼唤。

　　终其南宋，永嘉一郡便出了526位进士，满袖书香天下闻，一时硕儒辈出，人物满东瓯。其中寒门子弟不在少数，恐怕如蔡伯喈（蔡邕）、王魁、张协似的人物也不少，他们一旦连级跳上乘龙快婿的门第，便可前程似锦，两厢权衡取其利，常常会弃原配迎新妇，至少扰乱社会伦理秩序。因此，除了永嘉文泽笃厚、民间富裕之外，恐怕这也是催生南戏的主要社会原因。从南戏的内容看，题材大多是贫寒状元“负心戏”，便很说明问题了。

　　南宋王朝在杭州刚刚“临安”，还无暇应对面向寒门科举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民意很快转化为社会舆论，民间书会趁机将民意编辑到剧本里，在每一个村落宗祠的戏台上演，谴责士大夫阶层那些不义不孝之举。民间自治精神在南戏中爆发，形成一种民间的道德批判力量。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批判非常彻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负心汉，在剧终时都死于非命。蔡伯喈死于暴雷震死，王魁死于妄杀，至于张协虽未死于非命，却让他屈从于民间正义的选择。这是天道的惩罚，民间正义的审判，以民间的正义重建伦理秩序，是南戏的价值追求。若论捍卫道德根基，这比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更为有效吧！

　　北宋有包公，南宋永嘉有戏台和书会。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中记载一出南戏轶事。永嘉有一恶霸和尚祖杰，强占民女。为掩人耳目，又将该女子假配给庙中俞姓和尚的儿子。俞的儿子不甘邻人嘲笑，便携妻出逃，惹恼了祖杰，将俞家并女子以及女子所怀的亲骨肉斩尽杀绝。随后贿赂官府，平息血债。民间纷愤，书会“唯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剧目为《祖杰工文》，在永嘉各个戏台上演，众口难掩，众怒难犯，官府再也无法包庇了，只好法办了恶和尚祖杰。

　　南戏是民间精神的一枝花，在王朝落难之际，民间用自己的方式显示了自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