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各方好评不断。节目的第一位朗读者、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深情朗读了老舍先生的散文节选《宗月大师》，致谢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恩人，在感动无数观众的同时，也使人重温了老舍这位语言大师教人向上向善的文字。众所周知，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倾其毕生精力和满腹才华去书写北京、反思北京，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人文地图，常读常新；他的故迹堪称北京城里最为醒目、重要的文学地标之一，值得一再寻访。

　　身在北京，讲中国现代文学课，几年下来，我觉得自己讲来最有兴致的还是老舍。因为老舍的生活、创作同北京的关系非常密切，解读老舍作品会涉及北京的历史、地理、方言、民俗等许多方面，聊起来非常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起初因为好奇，我一个人走街串巷地去寻访老舍生活过的院落、胡同，一段一段地去拼接老舍的人生轨迹。尔后，每届学生，我都领着他们一起去参观，一同去还原历史现场。有时候我甚至想，假如有一天能够带着学生们一边游览北京，一边讲讲老舍，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寻访老舍故迹，感受北京文化，不但饶有趣味，而且收获颇丰！

　　生在胡同，遭遇国难

　　就先从正阳门走起吧。“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六百多年来，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正阳门这一带一直是北京最核心、最繁华的地段。它的北面就是紫禁城，南面是前门大街、大栅栏、天桥，一直走下去就是永定门。时间似乎已经冲淡了历史的疼痛感，如果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硝烟弥漫、土石飞溅的危楼，人们又会作何感想呢？不同版本的老舍传记都记载了相似的情形，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架起大炮轰塌了正阳门，守城的清兵伤亡惨重，这其中就有老舍的父亲——舒永寿。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都是早年丧父。父亲去世时，曹禺19岁、鲁迅15岁、巴金13岁、茅盾10岁、胡适3岁，而老舍呢，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一岁半。不知道对于老舍来说，正阳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在《四世同堂》里，老实巴交的常二爷进城买药，正是在前门，一把年纪的他，不但被日本鬼子抽了两个嘴巴，还被当众罚跪。也许在老舍心目中，前门是个让人胆战心惊的不祥之地吧。

　　老舍曾说他是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北京，可不幸的是，他却两次生逢北京弃守。《四世同堂》正是一部描绘国土沦陷的“北平哀歌”。小说里，当祁家老小登场亮相之后，老舍特意交代了祁家宅门的位置，“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坐上地铁四号线，在平安里站下车，东北口上来没走几步抬头就能看到一幢大楼外墙上“护国寺街”的蓝底鎏金大字。顺着新街口南大街往北，千万留神你的右手边，否则很容易就会错过我们要找的“小杨家胡同”。这里不但是小说里的“小羊圈”的原型，而且还是老舍本人的出生地。小杨家胡同入口很窄，我一米七多一点的身高，伸开胳膊轻而易举地就能摸到胡同的两壁。正如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小杨家胡同“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我实地数过，胡同朝着东北方向弯弯曲曲拐了六个弯，最终和北边的“大杨家胡同”交汇在一起。胡同的中段——葫芦的“腰”和“肚”又宽敞起来，“腰肚”东南角的8号院就是当年老舍出生的地方。小杨家胡同北望德胜门，西接西直门。如果留心读《茶馆》的话，不难发现那家60多年的老“裕泰”离着小杨家胡同应该也不远。作品里，大栓子要送康婆婆出城的时候说：“西直门关了，得绕德胜门呢。”这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俨然成了老舍创造的那个“文学北京”的中心。事实上，小杨家胡同周围的人文景观可真不少。胡同的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百花深处”。周氏兄弟居住过的“八道湾11号”也在这附近，不过现在被圈到北京市35中的院里了。护国寺往东，可看的就更多了，溥杰故居、梅兰芳故居、庆王府旧址、辅仁大学旧址、陈垣故居都在这条路线上，再往东就插到后海了。现在人们都热衷于去后海、南锣鼓巷，可护国寺一带的历史文化含量我觉得一点也不输前两者。在后海、南锣鼓巷被踩掉了鞋，却和近在咫尺的护国寺擦肩而过，实在是遗憾啊。

　　长在胡同，舍予成人

　　离开小杨家胡同，往平安里大街和赵登禹路的十字路口那边走去，途经十字路口西边的南草厂街、育幼胡同以及十字路口南侧的富国街，老舍读过的三所学校都在这一条路线上。

　　老舍起先是在小杨家胡同附近读完私塾，然后进入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和京师第十三高等小学校读小学。当年的私塾和“第二小”早就拆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南草厂街63号的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就是当年老舍就读的“十三小”的所在地。说到“草厂”，北京有许多胡同名字里都带着“草厂”，比如鼓楼附近的“草厂胡同”、宣武门附近的“西草厂胡同”，光前门附近从“草厂头条”到“草厂十条”就有十条之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叫“草厂”的胡同呢？元朝时，北京的城墙都是用黏土夯筑而成的，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城墙，人们采用“以苇蓑城”的办法，把芦苇编成的席子披在城墙上，因此元朝政府设立了许多回收、晾晒苇草的草场。到了元朝中期，人们发现这个法子的效果并不理想，再加上统治者内部发生矛盾，元文宗担心反对者“烧苇以夺城”，便取消了“以苇蓑城”的做法。明清时期，前朝的草场又派上了给马匹供应、储存草料的用场。后来，草场渐渐废弃不用，但是“草厂”（古汉语中，“厂”与“场”字有时是通用的）作为地名还是沿用了下来。

　　南草厂街往南是育幼胡同，老舍最终毕业的北京师范学校当年就在这里。育幼胡同原来叫“端王府夹道”，不用问，这里一定是挨着端王府了，胡同西边的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单位便是原来的王府所在地。其实从前这里紧挨着一共有两座王府，“庚子之乱”中都被烧毁了。到了民国，在王府遗址上又先后建起了北大工学院、艺徒学校、北京师范学校以及北洋大学北平部工学院、北京地质学院新生部等不少学校。直到今天，育幼胡同周边好多胡同的名字里还都带着“育”字，东边的“育德胡同”，南边原有的“育强胡同”“育教胡同”。而且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黄城根小学、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北京市青年宫等许多文教单位都聚集在这一带。老舍在师范学校一共学习了5年，这期间，由学校承担老舍的衣食住学费用，这其实也正是老舍选择师范学校的原因。在《我的母亲》里，老舍写到，当他期满毕业、可以自食其力的时候，老舍和母亲一夜不曾合眼，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从“十三小”毕业之后，在进入师范学校之前，老舍还曾经短暂地在京师市立第三中学上了半年学。现在位于富国街的北京三中就是当年的“京师三中”，学校里还专门设立了老舍纪念室。因为费用太高，所以老舍不得不放弃了这里的教育。“京师三中”和满族历史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它的前身是清宗室觉罗八旗右翼宗学，简单地说就是皇家的子弟学校。“富国街”是1965年才改成这个名字的，原来叫“祖家街”，因为三中占用的是降清明将祖大寿的故宅和祠堂。现在的“祖家街”只剩下两个公交站牌了。

　　老舍的前半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师范毕业之后，在北京、在英国、在山东，老舍一直是以教书为业，他自己也说“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这种经历对于老舍的精神成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老舍给自己取字叫“舍予”，而教师这个职业所倡导的“红烛精神”和“舍予”所标榜的“舍弃自我”是深深相通的。23岁时，老舍在西四南大街的缸瓦市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基督教信徒的传教也许只是一个触媒。据夫人胡絜青回忆，30年代老舍回国后，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不再严格按照基督教的要求行事了，特别是在老舍成熟期的创作中，宗教信仰的痕迹并不明显。更为内在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老舍等子女的艰辛经历，“宗月大师”刘寿绵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奇人生，包括民间社会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对老舍的人格塑造都有着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所以，与其说老舍曾经虔诚地选择了宗教，倒不如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舍己成仁”的悲悯情怀。在他的创作当中，我们看到他对那些穷困潦倒的车夫、菜农、巡警、艺人甚至暗娼等城市贫民总是抱以深厚的同情。由此也可见，“舍予”不只是文字游戏般地把自己的“舒”姓拆开，而更是他人生哲学巧妙而又委婉的表达。

　　魂牵故里，重回胡同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著名的商业步行街，每天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而知道老舍故居就在这附近的恐怕并不在多数吧。说来也令人惊讶，身为北京人，可老舍在北京却可以说是居无定所。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方家胡同、翊教寺胡同、香山卧佛寺、西直门内京师儿童图书馆、缸瓦市教堂、北长街昭显庙、淹通胡同等许多地方暂住过。在前半生的大部分阶段，老舍都是在北京以外度过的，他在英国工作了近6年，回国后又去山东生活了7年，“七七事变”之后，老舍被迫迁居武汉、重庆等地。1944年，老舍曾发表过一篇小短文《“住”的梦》，在文章里，老舍“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可等到抗战胜利，老舍又应邀赴美，前后待了3年。有家难回、背井离乡，这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何其令人唏嘘。其实又何止一个老舍，多少乱离人做着相同的“怀乡梦”呢？

　　直到1949年底，老舍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安定下来。他用自己的稿费在王府井北边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买了一个小院子，了却了几十年来“住”的梦。最后一站，我们去看看北京城里唯一的老舍故居。小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整个院子像是个“只”字形。通常四合院的宅门应该开在院子的东南角上，或许是受到丰富胡同南北走向的限制，老舍家的大门开在东墙上，二道门以及正院的影壁也都偏离了中轴线，并且二道门的形制也显得矮小、简单了些。外院把着大门的是一间门房，门房往北是正院，往西算是外院。外院里搭着天棚，天棚南边的两间分别为厕所和杂物间，厕所现在改为了书店，一头通着故居院子里，一头通着灯市口西街。正院布置得规规矩矩的。院内正房三间，屋里打着淡绿色的中式木隔断，东次间是胡絜青的画室和起居室，明房和西次间为客厅。西耳房同正房连通，用作老舍的书房和卧室。为了在保护故居原貌的同时便于游客参观，正房里加装了玻璃护栏，同时西耳房破墙开窗，人们站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老舍的书桌，书桌上的台历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院子的后罩房是对外开放之后才加盖的，当作故居的办公区域。东西厢房原为老舍女儿居住，现在也都改成了展厅。南房过去由儿子舒乙居住着，后来房子的后墙和门窗给调了个个儿，南房也变成了北房，现在是后墙冲着正院，墙上挂了一块大屏幕，演绎着老舍的文学人生。树木、花草、鱼缸分布在中庭四围，让这个普通的小院看起来整洁而又不失生机。那篇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养花》描述的正是院子里生气勃勃、花香满屋的情景。赶上昙花开放的时候，老舍还会约上几位朋友来赏花，老舍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打理那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成了老舍日常生活的一大乐趣。正房前老舍手植的两棵柿子树是整座院子里最为醒目的标志，胡絜青因而把院子美其名曰“丹柿小院”。

　　书写北京，反思北京

　　20世纪50年代初，老舍接连写下了《北京的春节》《我热爱新北京》《住在北京》《北京》《顶可爱的北京》《要热爱你的胡同》等一系列讴歌新北京、新胡同的散文。从这些文章来看，他对北京的喜爱、眷恋溢于言表，并且真实而可信。没有这种深厚的感情基础，恐怕他的笔下也就不会产生那种浓郁的“京味儿”。换句话说，老舍这个话题所产生的代入感，更在于他以文学化的笔触创造了北京可亲可感的城市形象，而且吸引人们去观察北京、玩味北京、热爱北京。

　　老舍其实是有意识地把一个个真实可靠的地名引入到他的作品当中的。比如说《骆驼祥子》里“西山抓丁”那一段，老舍在脑海中摊开地图，先帮祥子精准定位在“磨石口”，然后又指明了经“金顶山”“礼王坟”“八大处”“杏子口”“南辛庄”“北辛庄”……一直到“静宜园”“海甸”去，这条路线就在我任教的北方工业大学后门一带，不但真实而且可行。再比如《四世同堂》里，瑞宣陪着金三爷给钱家大少爷出殡，送到鼓楼往回走时，他脑子里琢磨回家的路线，“走烟袋斜街，什刹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护国寺”，顺着这条路还真能从鼓楼步行走到护国寺旁边的小杨家胡同去，一点儿都不绕远。还有老舍在小说、散文里反复提到的“柳泉居”，就在小杨家胡同南边、护国寺的路口上。在老舍看来，“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写一些风景或东西，使故事更鲜明确定一点，而是它与人物故事都分不开，好似天然长在一处的”。也就是说，这些真实的场景不但是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而且实际上参与到故事中来，成为故事当中一个隐形角色。如果撤换掉这个角色，那整个作品的风貌也就损失大半了。《四世同堂》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气球如果不是飘在北京标志性的“西长安街上”，而是随意一个什么山头或是建筑上，恐怕也就不会激起读者那种灼心般的疼痛感来。用老舍的话说，“这个境界使全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

　　和真实的场景相契合的，则是作品里各色人物操的一口北京方言。老舍的小说里有不少方言词汇，简单一点的像“得”“抓瞎”“楼子”“多喒”“汤事儿”“逞字号”，稍稍进阶一点的比如“出蘑菇”“炸了酱”“放了鹰”；另外还有一些高难度的“背拉”“横打了鼻梁”，我考过不少北京本地的学生，能答上来的寥寥无几。提到北京话，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儿化音”。可我曾在青岛的骆驼祥子博物馆听到一段老舍的采访录音，讲起话来字正腔圆，一点“京片子”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和北京城的历史有关。清兵入关之后，北京被划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相当于过去的东城西城，居住的都是满族人；而汉族人则全被赶到外城即过去的崇文、宣武去。因此今天看来，东城、西城的胡同、四合院要方正、规矩一些，而崇文、宣武的就要差不少。除此之外，当时内城、外城的口音也不大一样。身为满族人的启功、侯宝林，他们的口音基本上保持当年内城的口音，讲起话来清脆快当、干净利索。后来的“京片子”大体上是当年外城的口音。辛亥革命之后，内城的贵族群体解散，内城口音也就慢慢被冲淡了。所以读老舍的作品，还真没必要自带一口“京片子”当成背景音效。

　　相较于地名和方言，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老舍作品中充沛的社会历史信息。比如读一读《我这一辈子》，小说不仅讲述了小老百姓生之不易，更记录了穷苦人讨生活的种种手段。通过《正红旗下》可以了解到，“豆汁儿”明明是引车卖浆者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可为什么今天却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北京的特色小吃呢？人人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房价高，可你看《离婚》里，“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堪为佐证的还有《正红旗下》，“在父亲和一般的老成持重的旗人们看来，自己必须住着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远住在北京”，“‘吃瓦片’是最稳当可靠的”。如此说来，北京人乐于购置房产，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观念作为支撑的吧。

　　老舍无疑是以身为北京人为骄傲和自豪的。《老字号》里的“三合祥”永远显着那么的官样大气、雍容华贵；《四世同堂》里地道的北京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摆出闲暇自在的样子来，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说道些闲话儿”。但这种对北京由衷的喜爱之情却并不妨碍老舍对北京文化性格的反思。他在不少作品里都曾点到北京人的通病：盲目自大、怯于行事。在《四世同堂》里，老舍一再反思北京文化性格的局限。在他看来，北平沦陷与“精于算计、因循苟且”的地方性格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无比沉重地感叹“再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老舍的这一重眼光对于当前我们理解、塑造、践行“北京精神”是有着重要的参照和启示意义的。“北京精神”是历史生成的，没有理由片面地强调老北京的“局气”、有面儿，而忽略了其安于享受、精于游乐的惰性；更不应执拗于盲目排外的狭隘与戾气，而无视新北京精神的包容与厚德。不光北京，任何一座文明古城的可爱都在于它的开放的胸襟和创新的能力。

　　除老舍之外，无数文化名流都曾在北京生活、工作过，但是很少有人像老舍这样倾其毕生精力和满腹才华去书写北京、反思北京。从这个角度讲，说老舍故迹是北京城里最为醒目、重要的文学地标，恐怕也不为过吧。不管时光如何流逝，老舍仍然常读常新，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人文地图。真可谓是读不完的老舍，逛不完的北京！

　　　　（作者：冯雷 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城市文化研究。本版图片均为作者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