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阐释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一种古老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流派，影响极其深广。从理论逻辑来看，历史相对主义最终会导致历史怀疑主义，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哲学和历史学的对话中，深入剖析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特质，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认识本源，探究历史阐释的真理之源，提出具有时代特征、推动社会进步的标识性概念和命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阐释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4月22—23日，“历史阐释的真理之源”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命题辨析”、“历史大势与碎片关系辨析”、“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辨析”、“历史阐释的边际问题和基本原则”、“历史阐释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历史阐释与历史价值观”、“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历史阐释”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对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派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达成共识。

　　唯物史观为历史阐释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雄认为，对于历史的真理性阐释，关键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为人类理解历史本质、讨论历史主体提供了一整套新的阐释原则，其价值就在于超越了从抽象、观念、精神、主观角度定位历史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将历史本体论定位为人，即从事现实生产和在生产的人，并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讨论人类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敏强调，探索历史之真，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就历史阐释而言，要看到其所具有的客观性、深刻性、多样性特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历史学院教授孙江提出，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需要反思四个方面的问题：真理问题、历史概念问题、历史叙事的问题以及历史伦理的问题。唯物史观、民族国家史观、文化史观是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必须认真对待的思想资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逊提出，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任何一个文本都包含无限的可能性，但在文本阐释中，要注意适度阐释与过度阐释、合理阐释与强制阐释的问题。衡量文本是否阐释过度，关键取决于文本所描写的事实是否是实实在在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历史阐释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主动设置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阐释学，前景广阔。

　　历史阐释的多维度反思

　　从多维视角出发，剖析历史相对主义、追问历史阐释的真理性、探讨历史阐释的认识论规律、对各类思想资源进行批判吸收，意义重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认为，无论是“后真相时代到来”还是“民粹主义”，基本上都是“坏的主观性”的基本表现。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一战后，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启蒙精神的弘扬，意味着原来对整个现代文明起支撑作用的宗教、道德和实体性规范全部失效和瓦解了。随之而来的是主观性崛起，“坏的主观性”无限制发展起来，“坏的主观性”集合取代冒充实体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但值得注意的是，主观性机制当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必然导致其趋于瓦解，这将意味着，某种实体性、真理性、本质性的东西将再度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萧功秦提出，要真实地审视相对主义和结构主义，关键在于揭示其背后的思想逻辑。西方主流学界陷入理性主义、解构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理性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态度。西方理性主义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存在着“坏的理性”和“好的理性”。就前者来说，即人们浪漫的愿望、激情或者非理性的情绪，却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用理性的概念逻辑来论证，掩盖实质上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就后者而言，这种理性就是常识理性，用常识理性、世俗理性来分析问题，它是经得起检验的。这种理性最大的特点是把历史背景和产生问题的条件结合起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