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出版，由陈烟桥撰写的《鲁迅与木刻》一书，对鲁迅与中国现代木刻版画运动的关系进行较全面的评述。与之前后，许广平、唐英伟等人都曾专门撰文记述和总结鲁迅的美术思想以及他为中国现代木刻版画运动付出的心血和贡献。可以说“鲁迅与木刻”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倍受研究界关注的重点课题。近年来，随着一些新观点和新理论不断涌现，尤其是关于鲁迅生命意志和生命美学的研究，为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扩宽了思路、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首先，从鲁迅青少年时期对中国传统版画的喜爱当中发现，鲁迅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木刻情结。

　　鲁迅少年时代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描摹、收集各种带有精美插图的书籍或画谱。这一经历对鲁迅审美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山海经》、《西游记》和《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等书籍插图的喜爱，反映出鲁迅的双重艺术趣味，即乡村神异文化和传统精英文化的混合。鲁迅对于乡土文化的留恋和怀旧情结同时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情结实际上反映了少年鲁迅对鲜活生命力和表现力的传统民间艺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从鲁迅的少年时代开始积淀、凝结为其一生的木刻版画情结。

　　鲁迅回国后对金石造像拓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与他的美育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拓本多以黑白为主色，造型简洁，古朴大气，在形式语言的角度上也近似于版画艺术。鲁迅的拓本收藏以汉画像、魏晋墓志铭和唐代佛像为主。他多次提及新兴木刻版画应向传统借鉴，尤其是汉唐气度，取其大气磅礴之势，和天马行空之思。对于汉唐艺术风格的推崇，实际上是其少年审美观的升华。同时，汉唐艺术和新兴木刻版画在艺术气质上有相同之处，有自由奔放、意气风发之势，鲁迅认为这恰恰是现代中国所欠缺的“力之美”。如果说对汉唐艺术的高度宣扬是带有美育及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的话，那么，鲁迅的木刻版画情结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他塑造“国魂”的雕刻刀。

　　其次，鲁迅在接受西方现代版画艺术时表现出阶段性和多元性，这一现象说明了鲁迅美学思想中复杂和矛盾的一面。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大量接触西方各时期流派的艺术作品和美学思想，为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和接受奠定了深厚基础。在早期阶段，鲁迅受高更和尼采的影响，个人倾向于表现主义艺术风格，原因在于表现主义艺术对于人内心世界的关注，对现实压迫的反抗，以及对强大精神力量的尊重，这与鲁迅的审美观念不谋而合。但这并不能说明鲁迅是表现主义的，鲁迅的审美观和艺术趣味仍然是建立在其青少年时代即以萌芽的生命意识，这即是说鲁迅终归是生命主义的。

　　鲁迅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选择是极其鲜明的，他并不喜欢“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认为那是“怪画”。虽然在谈论这些内容时较多涉及的是造型方法问题，但实际上，鲁迅并不排斥有意味的艺术造型，他所排斥的是唯形式论、形式至上的艺术流派，这些艺术风格缺乏对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观察与表现。而他所推崇的蒙克等表现主义大师的作品则恰恰是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焦虑，社会对人的异化和扭曲，正如他在故乡看到的乡民。其实，无论是蒙克、比亚兹莱还是珂勒惠支，在鲁迅那里选择的都是他们思想层面的东西，即对个体生命挣扎的表现和对个性自由的尊重与向往。

　　鲁迅与木刻版画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从对民间“绣像”、“花纸”的喜爱，到对汉唐气魄的向往；从对表现主义的激赏，到对苏联写实风格的推崇，鲁迅对东西方版画艺术风格的整体面貌有着深入的研究，由此形成的美学思考也贯彻到鲁迅对现代木刻版画的推广和评议活动中。在鲁迅对民间版画、传统拓本和西方现代版画艺术的接受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生命自由意识的推崇，这正是他想要赋予新兴木刻艺术的艺术品质，也是鲁迅生命主义美学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