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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教育,作为科技第一资源和人才第一力量有机结合的战略高地,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点。
当前,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制约和矛盾障碍,新的发展突破呼唤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要求我们聚焦新一轮改革突破口,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敢于担当,奋发有为。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全面深化改革,是涉及学校发展全局的改革。要切实把学校办学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上来。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与国际顶尖大学的深厚积淀相比,我们在学术大师、原始创新、办学资源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不改革教学内容、不创新教学方法,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广大教师的主动、自觉参与。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只有面向世界,以国际一流大学为参照系,才能有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和超越意识。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教育综合改革的支点,应当放在公办学校的放权、搞活上。
教育综合改革,既要顶层设计又需“摸着石头过河”
回首过往,35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教育事业一路猛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最深厚的动力就来自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过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每一次都把推进教育改革作为战略任务,都对教育改革做出战略部署,都给教育事业带来突破性进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制约和矛盾障碍,新的发展突破呼唤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资源和人才第一力量有机结合的战略高地,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点。当前,我国人口、土地、资源等传统发展优势逐渐减退,能否尽快培育其科技、人才、创新等新兴发展优势,事关转变发展方式的成败,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下半场’的成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与国际顶尖大学的深厚积淀相比,我们在学术大师、原始创新、办学资源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指出,“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科技、文化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面对国家和人民对高等学校加快改革、加速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当前改革的重点,还是在于‘接地气’,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真正解决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毕竟,我们提出的大概念、大理念已经很多了,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是当务之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重心下移,防止领导高明论,回到群众本位论,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将提高教育质量真正落实到老师和课堂上,反映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
被采访的几位教育管理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涉及教育发展全局的改革,又是一场既触及灵魂、又触及利益的深刻变革。为此,教育系统应以触及灵魂的思想高度深刻认识世情、国情、校情变化催发的改革要求,以触及利益的行动力度大胆推进发展方式、办学模式、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单靠学校无法面对“钱学森之问”
教育,育人为本。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认为,“应当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期待,认真研究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直面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深刻变革,全面创新课程结构和教育组织方式,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体制,调整教育内容,拓宽知识基础,突出实践能力。”
对此,有着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深有感触。“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千百万人的深思。其实,单纯靠学校,是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因为,杰出人才的培养并不完全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教育于此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在企业里,管理者是很讲究流程的,流程决定结果。可是,看一看我们的学校教育,一方面,我们对令人兴奋的结果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却十分有限。
李希贵认为,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两亿多中小学生在一个学制、一个课程、一种评价模式、一个高考制度下齐步迈进。如果未来依然用“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办学,以相同的育人模式管理学校,教育将永远难以面对“钱学森之问”。
对此,瞿振元也深有同感: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方法的落后和陈旧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顽疾。一方面,我们天天在呼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教师依旧是老样子,也许“一块黑板一支笔,一人从头讲到底”的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不多见了,但是把“黑板”换成“白板”,把多媒体作为“机灌工具”的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更值得我们警觉!不改革教学内容、不创新教学方法,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广大教师的主动、自觉参与。缺少广大一线教师主动自觉参与的教学改革,注定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办学体制改革,应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总开关”
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北大、清华作为高校改革的先行者,都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与思路。朱善璐介绍,北京大学要切实把学校办学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上来。要以教书育人模式创新和治理结构与方式创新为重点推进大学的改革。以聚焦育人为根本原则,坚决扭转重科研轻教学、重学科轻育人的评价导向和制度设计。以调整、优化结构为突破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特色化发展战略。
陈吉宁介绍,清华大学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调整优化学科布局,突破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治理结构、教研模式、资源配置等综合改革,正确处理大学、政府、社会关系,切实解决教育、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尽快建立完善依法自主办学、保障学术民主、权责明确一致、管理科学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认为,“要以大学章程为抓手,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强化政府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的同时,进一步赋予大学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调动起广大教师投身改革的积极性。”
而谈及办学体制改革,李希贵则不无忧虑:扩大办学自主权已喊了多年,但经过多年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调整政校关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我们也说了不少,但事实仍让我们很苦恼。为什么?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难解掉身上的枷锁。一个地区,一所学校,如果能够首先在办学主体上打主意,其余的改革将势如破竹。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李希贵强调,“教育综合改革的支点、切入点应当放在公办学校的放权、搞活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办学校办学主体上多想想办法,出台更多更好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团体承办公办学校,可能会有关键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