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龙洋镇，是陕北一个普通的乡镇。近些年，随着大量煤田和油田的发现，这个原本土地干旱的小镇迅速发展成经济条件最好的资源型明星乡镇，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多元。但是，在这个陕北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孩子一旦视力模糊，大多数家长往往认为是夜盲症，或者是没休息好，很少家长会将孩子的视力模糊与近视联系起来。即便偶尔有老师提醒家长给孩子配戴眼镜，家长们也往往会以“戴眼镜将加深近视”为由，拒绝给孩子配戴眼镜。

　　王晓（化名）是这个小镇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女生。在REAP研究团队几天前进行的随机视力筛查中，她的双眼被检出近视，需配戴100度的眼镜。而在研究者到来前，她虽然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但经常看不清黑板上老师的板书。“我多次跟爸爸妈妈说过，但他们总说‘平时少看点电视，以后慢慢会恢复的’。”王晓说，“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近视，更不知道眼睛看不清该怎么办。”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农村，对近视一无所知的孩子，不只是王晓。“在陕西，几年前省教育厅就曾要求各学校要联合卫生部门对学生进行体检，但是很多地方由于义务教育阶段收费问题被搁置了。”陕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吕明凯说，这就导致很多农村学校校长、老师无法知道有哪些孩子近视，哪些孩子需要治疗。

　　实际上，在REAP研究团队确定的所有农村样本校的教室或走道处，都张贴有视力测量表，而且一些学校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常规体检或视力检查。但是，这些工作绝大多数都是由老师来完成。

　　在陕西的一些富裕地区，当地财政出资由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每学年两次对全区中小学生进行免费体检。体检结束后，虽然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会向各校反馈相关数据，但对像学生近视等相关症状，并不提供详细的预防和治疗建议。

　　“还有一个现象是，经济条件较好、升学竞争相对激烈的农村地区，学生近视率往往高于经济欠发达和升学竞争较小的地区。”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说，这在另一个侧面说明经济条件、学业负担与近视发生率之间也有关系。

　　根据REAP研究团队的实验数据，近视率与经济条件好坏和升学竞争激烈程度之间确实存在一条明显的变化曲线。实验数据显示，陕西地区农村小学生近视率为31%，甘肃地区为18%，上海打工子弟学校小学生为24%，广东北部农村学校为27%，甘肃藏区学校为14%。

　　眼保健操预防还是治疗近视？

　　眼保健操可以缓解视疲劳、放松眼部肌肉、通经活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眼保健操有实质性的防治近视的作用。

　　“学生视力下降甚至近视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学生近视，广大的学生、老师、家长和学校都毫不知情。”罗斯高教授说，“这里面，除了相关健康知识缺乏，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近视存在众多认识误区。”

　　过去两年，REAP研究团队在陕西、甘肃和广东的农村地区以及上海、苏州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社区所进行的多点采样研究表明，在6个不良视力的农村或打工子弟学校的近视孩子中，只有不到一个孩子配有眼镜，而且很少使用。

　　“在近视率为57%的农村初中生中，仅10%的学生配戴了眼镜。”作为REAP研究团队的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庞晓鹏说，“当我们看到白纸黑字上展现出这么高的不良视力发生率、而只有如此少的学生真正配镜时，我们感到非常吃惊。”

　　为什么农村近视学生眼镜的配戴率如此之低？是观念，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因素导致？

　　几天前，记者随REAP团队的研究者们来到陕北的一所农村学校。在该校，当研究者先后询问该校四年级30名孩子“近视怎么办”时，所有孩子的回答都是：做眼保健操。

　　对于这个同样的问题，许多农村学校校长和老师与孩子们的认识接近。在REAP的样本校，记者随机调查10多位校长和教师的结果是——“眼保健操可以预防和治疗学生近视，因此，我们每天都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这些常年坚持做眼保健操的农村学校，约1/3的学生眼睛近视。“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至少说明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孩子们做眼保健操的方法有误，二是眼保健操在预防或治疗近视的实际功效上存有疑问。”史耀疆教授分析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目前唯一在全国学生中推广眼保健操的国家，在很多农村学校，眼保健操被学校、老师和学生当作包治眼睛近视的灵丹妙药，“眼保健操究竟作用几何，迄今为止不得而知”。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这套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眼保健操，连同喊节拍的清脆童音，对21世纪几乎每一个已逾中年的中国人来说，依然亲切、熟悉。半个世纪以来，眼保健操作为中国校园文化的传统，早已融入了几代人的生活，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被众多中国学校奉为圭臬的眼保健操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究竟对于学生近视有怎样的作用？

　　眼保健操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1961年，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的中小学生中进行了一次视力普查，结果显示，小学生近视率为10%，初中生为20%，高中生为30%。为了保护中小学生视力，使学生的眼睛得到保健，北京市教育局和市防疫站邀请当时的北京医学院一位熟悉中医的体育教师创建了一套8节的眼保健操。从1963年起，第一套眼保健操在北京市部分中小学中逐渐扩大试点。随后，眼保健操在全国中小学迅速推行起来。2008年，新版眼保健操问世。

　　“从西医的角度看，近视的发生是因眼球轴长变长，而做眼保健操并不能阻止眼球轴长的变化。”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防盲治盲项目总监、眼科副主任医师肖伯香认为，“根据中医理论，无论人体的哪个部位，正确而适当的按摩保健是有好处的。同样，眼保健操可以缓解视疲劳、放松眼部肌肉、通经活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眼保健操有实质性的防治近视的作用，但在当时的中国是有意义的。”

　　“以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配戴眼镜是目前最便捷有效的视力矫正手段。”肖伯香推测，“之所以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宁做眼保健操也不配戴眼镜，可能在于今天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半个世纪前推广眼保健操的时代背景。”彼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状况都没有眼保健操的替代品，更没有可以矫正视力的眼镜产业。

　　新农合能否助农村孩子走出模糊世界？

　　将农村学生近视纳入农村新合作医疗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因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国家级的行动计划所能起到的示范性作用往往大于任何民间或地方行动。

　　科学正在一步步颠覆人类思维定式所形成的一些过往认知，科学也在日益收窄人们的传统认识误区。但是，已经近视和将要近视的农村孩子们无法等待未来科学新成果变现的那一天。因为，短暂的青春不允许他们在模糊的世界里待得太久，这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也不允许他们在晦暗不明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

　　未来的出路何在？REAP研究团队的探索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在多方支持下，REAP研究团队为实验区内的29596名学生做了视力筛查，并对7967名近视学生启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干预实验，以模拟和验证政府未来解决该问题的不同政策效果和实施条件。

　　首先，研究者给每位近视学生发放了1份关于视力筛查结果的告家长书，同时以完全免费配发眼镜和发放免费眼镜券（需要家长自付前往县城验光、配镜的交通费）两种方式，为其中252所学校近视学生分发了眼镜；对于其他近视学生，REAP研究团队只发放1份告家长书，详尽告知学生的近视情况及处方单。

　　接着，研究者将参与实验的252所学校分成两类，其中126所学校近视学生只配镜不进行戴眼镜重要性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另外126所学校则既配镜又给学生提供培训。

　　然而，一个月后，当研究者们前往这些实验学校回访时发现：虽然实验对于提高近视孩子的学业成绩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在已配发眼镜和领到免费眼镜券的7967名样本学生中，84%获得眼镜券的学生配了免费眼镜，16%获得眼镜券的学生没有去配免费眼镜。在只收到1份告家长书的近视学生中，仅24%的学生按照告家长书中的处方自费配戴了眼镜。在未施以培训的对照组学生中，只有38%的免费获得眼镜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42%的获得免费眼镜券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在施与过培训的控制组学生中，获得免费眼镜券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的达到44%；免费获得眼镜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的增至54%。

　　“眼镜的不同获得方式以及知识培训对于学生眼镜使用率的不同影响，说明政府对农村学生视力保健服务进行补贴的重要性。”罗斯高教授说，“根据实验，家长、老师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农村孩子们的视力状况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改善。而这既是一项关乎全中国数千万农村孩子的社会公共服务工程，也是关乎中国未来人口质量的一只潜力股。”

　　但问题是，在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无法额外收费的政策环境下，经费从何而来？“任何一个孩子不只是家庭的，他更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将农村学生近视纳入农村新合作医疗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因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国家级的行动计划所能起到的示范性作用往往大于任何民间或地方行动。”张林秀研究员测算，若以中西部680个国家连片贫困县为基准，以这些地区农村小学生24%的近视发病率、每副眼镜100元计算，即便国家买单，第一次也只需投入3亿至5亿元、此后每年只需追加5000万至8000万元用以支付每年新增孩子的防治费用，就可使农村小学的近视学生走出视力模糊的困境。

　　“在国家政策尚无相关规划的情况下，目前，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做到的是，教育部门需尽快与卫生部门联合，将所有农村中小学生的视力筛查纳入学生体质监测范围，并将筛查结果、治疗处方、危害提示等信息及时通报学生本人、家长和学校。”吕明凯建议，为提高学生视力筛查的有效性，各级教育部门还应将包括视力筛查在内的学生体质监测工作纳入对学校的评先评优以及督导评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