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在乎学问本身，他们才对掌握知识的人有一份出自内心的追慕和敬重，他们才会不去计较为师者是否在整体学问上超越自己，拜他们为师，会不会有损面子。

　　民国是一个老师享有较高精神地位的时代，恭恭敬敬事师的学人比比皆是。

　　民国学人事师之恭，首先表现在拜师的郑重其事上。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介绍：国学大师刘师培一家五世治《春秋》，但对历法问题没有弄懂，《春秋长律》不能定稿。1910年，刘师培请当时担任军职的徐绍桢校勘《春秋长律》：“ 闻先生历算精深，请校阅疑误，则小子无遗憾，先人当罗拜矣。”见刘师培一脸恭谦，徐绍桢摆起谱来：“你诚心诚意请我校正，明天应当准备好衣冠，捧书来，我看看书稿，我能修改，你再穿好衣冠，行完跪拜大礼之后，我秉笔校正。”第二天，刘师培果然具衣冠捧书来，徐绍桢认真阅读了两三个小时，对刘师培说：“错误甚多，不仅条签疑难也。当尽半月之力，为君改正。”刘师培果然跪地行礼，顶书谨奉。十天后，徐绍桢为刘师培《春秋长律》校订错误百余条。刘师培国学功底比武人徐绍桢深厚得多，为了弄懂历法之学，却甘于拜学问不如自己的人为师，一时传为佳话。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也是当时的美谈。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本来可算同辈学人，而且黄侃在小学、文辞方面明显强于刘师培，但在经学方面，刘师培功底深于黄侃。1919年春天，刘师培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有次与黄侃闲谈，说到自己的事业，颇有后继无人之慨。黄侃知道刘师培膝下无子，安慰他说：“你在北大授业，还用担心你的学问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叹了一口气说：“北大诸生恐怕难以担当此任。”黄侃说：“你觉得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刘师培答道：“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后，立即站起来认认真真对刘师培说：“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磕头拜刘师培为师，就这样成了刘师培的关门弟子。

　　民国学人事师之恭不只是体现在最初的拜师上，更体现在一生对为师者的尊敬上。有一年，章太炎去北京大学作学术讲座，在各个大学执教的弟子马幼渔、吴检斋、钱玄同、刘半农等随身服侍。章太炎演讲时声音小，只会说一口苏州土话，不能操国语。钱玄同负责向听众翻译，刘半农则负责写黑板。虽然辛苦异常，这些旧学生却以有为老师服务的机会为荣。训诂学家陆宗达藏有其老师黄侃手写的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夹在黄侃批点的《尔雅义疏》中，纸条上所书为某字之注释，最后两句为“忆昔申叔师亦未明此义，以之问侃，侃未能解。今此字义虽明，而师殁已数年，不觉泫然。”老师去世多年，弟子仍然念念不忘师恩，其对师道的恪守可见一斑。

　　郑重其事拜师也好，长久尊敬自己的老师也罢，都是因为民国学人对学问有一种内在的热爱，对世俗的欲望不那么看重。正因为在乎学问本身，他们才对掌握知识的人有一份出自内心的追慕和敬重，他们才会不去计较为师者是否在整体学问上超越自己，拜他们为师，会不会有损面子。这种事师方式恰恰最符合以能者为师的传统师道。

　　不禁想起现在一些学界中人的事师。如今某些年轻学人报考谁的研究生，先要搞清楚对方的头衔，比如是不是校长、副校长、某某基金评审专家、某个学术刊物的主编，答案是肯定的，立即趋之若鹜；答案是否定的，马上掉头而去。原因很简单，老师有头衔有面子，才可以帮助学生毕业后拉课题、评奖、升职称。而一些研究生导师呢，招生时也不在乎学生是否具备治学的兴趣和能力，只看其职位和资产，以图自己今后办事方便。

　　在今日，民国学人的事师方式格外值得我们回望。

　　（作者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