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文学，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不一定追求轰轰烈烈，但是这个选择适合我，所以我很满足，很快乐。人生有一个永恒的问题，什么是幸福？我认为，一个人选择了自己能做的事情是幸运的，选择了自己想做并且能做的事情就是幸福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一个人当上总统，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问题是我们做不到，你要是选择了这条路，可能是痛苦的，终身一无所成；当亿万富翁，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亿万富翁也不是好当的，所以想也白想。我们不能把空想当作理想。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我们得首先把握自己，看看到底能做哪些事情。

　　经过反复的比较，我发现我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不大，当一个军事家，条件也不允许，所以我就选择了当一个作家。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比较靠谱的，一方面因为我认为我的知识能力可以支撑我的选择，有一定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我热爱，我选择了我热爱的事业，就有激情，有动力，因此成败得失就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乐在其中。

　　我是1978年底参军的，很快就到广西前线参战。出境第三天就立了个三等功。我们连队打几次恶仗，表现不凡，被中央军委授予“炮兵英雄连”的称号，还有一个战斗英雄叫王聚华。各级都有报道组，我参加的报道组级别最低，是营级报道组。这下我“发财”了，英雄连队事迹多，我马不停蹄昼夜加班，一个星期写几十篇报道，拿复写纸复写，满世界投稿，那个时候，《解放军报》、《广西日报》、《广州军区战士报》都发过我的豆腐块，我被越级提拔到师创作组写报告文学，这一下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是创作而非报道了。但那时候我对文学的理解很肤浅，老是琢磨好人好事，堆砌辞藻，泛滥抒情，写一段就“啊”一下：啊，我们的英雄、壮丽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等等。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被看好，一年多时间仅仅在武汉军区一个内部发行的集子里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炮兵英雄王聚华》，据说还是编辑照顾“情绪”。

　　虽然创作成绩一般，一路坎坷，但是它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有人劝我，说你五大三粗、一身匪气，当什么作家，当生产队长还差不多，还不如考军校当排长。我何尝不想考军校？但是我数理化底子差，没有退路，我只能赌。当时的情况是，干部制度改革，原则上不再从战士当中提干，只有极个别的确有特长的偶尔可以提干。后来我果然被部队作为“确有特长”的骨干推荐上去了。

　　到了军区炮兵教导大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则是“提干”有希望，二则成熟一些了，通过几年的挣扎，我对文学的认识也逐步深化。这时候我就开始琢磨事情了，我就是从“事情”这两个字上开始领悟文学的，开始搞明白通讯报道、报告文学和文学之间的差别。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事”和“情”是两个概念，就像“训”和“练”是两个概念一样。

　　这个发现使我顿悟，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东西，一下子照亮了思维的旷野。有了这个感悟，我就不甘心做通常的文字工作了，终于复苏了成为作家的梦想，终于如此这般地摊开了稿纸，要做一番“一鸣惊人”的大事业———写小说。那时候我连很多基本的技术性问题都没有弄明白，全靠激情和小聪明支撑，反正就是编故事，三分感受，七分模仿，偶尔还来点“剽窃”，一天可以写万把字还多……每次接到退稿我都咬紧牙关，在战友们面前昂首挺胸作“大义凛然”状，但用不了多久，一捆捆稿子又会被鬼鬼祟祟地塞进邮箱，不屈不挠地飞向北京、飞向上海、飞向武汉……1983年，第7期《飞天》杂志“新芽”栏目公开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收到96元稿费，相当于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不仅本人激动，连师机关都议论纷纷，并且终于有人开始为我介绍女朋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到西南边境参加轮战，这回又面临一次选择。我意识到这是个体验生活的极好机会，上蹿下跳地找领导，终于争取到任务。在前线的一年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进行战斗准备，我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一些。那时候我天天都在琢磨一件事情，活着还是死去，谁活着谁死去，怎么活着怎么死去？可想而知，一个人，尤其一个具备了一定文学素养的、老琢磨要当作家的人，老是有时间去琢磨生与死的严肃课题，自然会琢磨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段时间我创作了《大路朝天》、《走出密林》等9部中篇小说，凭借这些成果，部队归建后不久，我就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正儿八经地踏上了军旅文学创作的大道。

　　有人问我，写小说有没有诀窍。我可以回答：有，那就是紧紧地依托生活的基地，紧紧抓住人物的情感命运，写出人的奋斗的历程。现在看来我所有的小说作品，其实也是我本人和我笔下人物的奋斗史、选择史。

　　作者简介：徐贵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有《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