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仁义礼智这四德在历史上，在儒学的理论里边被认为最重要、最突出？为什么不把孝放在里面？儒学有自己的思考。在实践中大家当然都非常重视孝，应该说孝是内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里边的。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变成一般的人与人关系规定的准则。它不是一个血缘的伦理，也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孝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伦理，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就是忠。而仁义礼智比起孝、比起忠，它有更加普遍的美德的意义，更加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准则的意义。儒学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

　　但是我们讲，在古代每一个德行的条目，它都不是单一的、简单的。不管是忠、孝、仁义礼智，每一个道德的条目，往往有不同的层次的意义，既有它特定的、具体的意义，还有它扩大的、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忠，忠我们刚才说，它主要是一个特定政治关系，君和臣之间，臣应该担负的一个道德义务、一种道德规范、一种道德条目。但是忠它也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就是可以是忠于政务、忠于国家社稷。要全面理解君臣关系的忠，它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能够犯颜直谏这也是忠。到了春秋战国有了更普遍的意义，就是尽心为人，《论语》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忠信在春秋为什么特别流行？因为在春秋的宗法社会里，忠信特别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到了孔子时代，在道德观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社会，也突破了血缘关系，把仁变成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战国时期仁义都成为重要的道德。仁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孔子、孟子特别提倡它，而是当时的时代需要它。战国时代封建的宗法制度处在一个衰朽和变化中，所以个人对宗法政治的道德义务，就让位于那些含义更普遍的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

　　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仁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它也是社会价值。但是五常里面应该说不见得都是社会价值，比如五常里面讲“智”，它虽然也有超出个人道德的意义，但是它就不是一个社会价值。可是仁和义，它就是，除了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价值。

　　今天我们回顾关于仁义礼智的意义，我们也要给它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怎么概括、把握他们作为个人道德的意义。首先是仁，仁的意义在历史上争论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唐代以后，因为韩愈讲，“博爱之谓仁”。当然孔子已经讲“仁者爱人”，这个爱人，应该说孔子所讲的仁，已经超越了亲属间的亲缘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爱无疆，有广阔、深厚的含义。

　　四德里的礼，本来是强调仪式、礼节，而且特别注重行为面貌的修饰；因此四德里的礼，作为道德就是遵礼守礼。义，它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的尊敬。义的进一步普遍化，就变成对所有的长辈，包括亲属长辈和亲属以外长辈的尊敬。可是因为后来礼的条目它涵盖了对长辈的尊敬，所以义到了孟子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跟羞恶有关的德行，义的含义越来越变成坚持道义、去恶扬善。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认识层面。作为一个道德的德目，是对道德知识的一种辨识、一种掌握能力。所以对个人道德的德目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

　　我们说作为个人道德，仁义礼智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刚才也讲了，仁义礼智里边的仁义，它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的意义，它还是社会价值。比如说仁义有更广的社会意义，孔子讲仁，仁是作为道德。可是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所以仁也是政治的普遍原则，所以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应该说在理论上仁都是一个主导的政治和行动的原则。这就不仅是个人价值，还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政治行政基本原则。所以你看，唐太宗《贞观政要》，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作为基本价值，这就是已经超出了作为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政治的最基本的价值。仁再发展，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变成一个最高的社会理想。

　　义，《左传》里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孟子说“杀一无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违反原则的。所以义在古代很多地方都是作为正义来使用。

　　所以我们说仁义礼智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也是古代社会的社会价值、古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说就社会基本价值来讲，仁要强调仁政惠民；礼是强调文化体系，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原则，和是和谐团结。除了我们讲的这些道德条目以外，还有很多跟这些德目有密切关系的修养方法，比如克己、反身、正心诚意、慎独等等。

　　除了在经典中的这些说法表达了我们的道德价值，另外在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里，也有一些流行用语表达主流价值。比如宋代讲究“节义廉耻”，明代后期讲“忠孝节义”，你看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忠孝节义，它就是社会流行的。

　　传统美德的传承转化

　　帝制推翻后，近代以后的政府需要在不同时期提出新的道德规范。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孙中山是个革命家，可他非常重视传统美德的传承转化。如忠孝，孙中山很讲究忠孝，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提倡忠君，但可以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我看孙中山就是把孔孟之道的“忠”做了现代的传承转化。他认为古时候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民国成立以后，没有皇帝，但还是要忠，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效忠。这就是孙中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转化。后来孙中山也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不能忘记存在的共有道德，新的道德规范必须传承转化古代道德，不能完全另一套。孙中山曾经讲过：“因为我们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存在，并且还有力量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宗本及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群体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这个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复。”他十分重视固有道德在今天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孙中山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又加上“礼义廉耻”加以提倡。比较之下，礼义廉耻更侧重个人道德。孙中山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结合社会的价值需要，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都不是个人的。这12个字成为国民政府提倡的主流道德，也是传承中华固有道德的一种方式。

　　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说》。《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群。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认为公德的基础是私德。私德就是个人基本道德。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倡爱国，爱国是公德，提倡友善诚信，这就是私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个关系不是并列的，这两方面虽然都重要，但是就个人来讲，基础是个人品行、个人道德，这个是基础。所以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础。我们中华美德在这方面有深厚的资源。

　　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梁启超所讲的私德和公德，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要求，但是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落实在个人主体上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价值概念与道德概念的不同。

　　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强调要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这是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时，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继承弘扬传统美德，中华美德的继承转化，这些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讲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重点还是私德”。所以总书记最近讲的加强道德建设、形成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我们说主要都是就个人道德讲的，要落脚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是要指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这很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应该主要是讲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大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是公德。其实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求品德是比较高的”，做一个公民和做一个善人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要求应该说属于爱国守法这样一些基本要求，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可是作为一个善人，他的道德要求是比较全面的。如果从政治、从法律上来讲，对公民的要求还是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就社会、就文化，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我们不仅要求一个公民的道德，还要求一个善人的品德。这就是我们讲道德、守道德、遵道德时，需要了解的重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践行是更重要的话题，它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美德体系有怎样的联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以中华文化的主流基本价值观作为基础，作为源泉，作为立足点，作为根基，作为根本，作为命脉。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和提出，首先要有一个文化的基础，要以中华传统的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他讲了六条，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把握，怎么把它跟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就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是立足点，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脉。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具体的操作，一定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培育、要践行，怎么践行？怎么培育？我认为就是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作为它的根本条件，作为它的根本落脚点。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跟传统美德的关系。而其中加强个人基本道德的培养，是特别重要的。

　　关于个人基本道德，我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提出分三组：第一组，就是个人基本道德，就是仁、义、诚、信、孝、和。我们如果用双字词，就是仁爱、道义、诚实、守信、孝悌、和睦。第二组是次一级的，忠、廉、强、毅、勇、直，就是忠实、廉耻、自强、坚毅、勇敢、正直。第三组是关于公民基本公德，这是从儒家的角度提的，不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作为个人基本公德，就是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不管私德公德，都是要最后落实在个人上实现，今天我们要把它细化，从儒家的立场上提出这样一个体系，它是强调个人道德的体系，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讲的。

　　所以我的基础观点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实践，另一方面一定要注重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这个道德和社会风俗的改善，才能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

　　（本文系“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甘肃”活动，是兰州首场专题文化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