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科”与“学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学科兴盛，学人八面风光，路也走得比较顺畅，这我能理解。但多年经验告知，人文学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前途，最好分开来谈。作为教授，谈及人文学的命运，我有三个维度——人文学在国家文化地图中的位置、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生存处境及发展空间。

　　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曾经傲视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申辩，这是个很让当事人尴尬的局面。很多人文学者自我申辩，要么不够“理直气壮”，要么没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不被认真倾听或诚心接纳。这无疑是很遗憾的。

　　人文学者应该调整自家心态和论述策略，“恰如其分”地讲出自己的好处

　　我近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先梳理此前我说过的，再谈最近的自我反省。

　　1993年我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谈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人文学的命运；2000年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关注的是技术突变后人文学向何处去；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在《大学三问》中追问“人文有无用处”；2006年我将几次演讲整理成《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近年不少人文学者“有用化”的努力，偏离了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历史、精神、自由的认知；2007年我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中谈及：“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2012年发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自嘲：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

　　现在，想添上一点最近的自我反省——我们能否“恰如其分”地讲出自己的好处？之所以这么提问，是有感于不少人文学者在公开场合的表述过于意气用事，像是在赌气，无法以理服人。在万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历史舞台上，作为个体的学者，漠视潮流，我行我素，独善其身，人家不会拿你怎么样；可作为整体的学科，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却而日渐萎缩。

　　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那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天下大势”，必须认真面对、仔细辨析。只埋怨自家领导昏庸无能，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那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还得将制度设计、历史演变、现实刺激，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或者“说了等于白说”。一句话，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

　　社会应当消除学科偏见，带入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今天谈大学问题，一定得了解“学科文化”的复杂性。作为人文学者，我坚信人文学的价值，但如何让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也能真正理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对人文学造成巨大压力的主要是学自然科学的教授。而且，这种“学科偏见”不是今天才有的。

　　关于历史舞台上的学科竞争，以及因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而产生的学科偏见，几年前我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中有所辨析：“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带入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关键在于，说服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大学校长。今年3月24日下午，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西点军校演讲，题为《做语言的言说者、行为的实干家：论文学与领导力的培养》。她的演讲，很对我等的口味，但我怀疑其有效性。

　　我之所以对哈佛校长的演讲不太乐观，是因日本事件的巨大冲击。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给所有86所国立大学以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写信，要求他们“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系部组织或者使之转型，要他们为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进行服务。”为何作出这样的决策，以及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趁今年1月访日之机，我进行了调查，得到的大致答案是：首先，此政策正积极推进，且有不少热心拥护者。其次，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不会受此政策的影响，但其他国立大学恐怕扛不住，因如果你不这么做，国家不给这方面的学科拨款。再次，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国立大学，必须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想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潮或大正年间的教养主义，如今的国策调整，真的让人看不懂。某著名日本教授提醒我，日本是武士的国家，讲究实用，直截了当，不顾毁誉；中国是文人的国家，更多文饰，即便心里不喜欢，也不会公开说出来。想想也有道理。

　　必须认真面对人文学危机，而不是漠视或回避。无论你选择何种应对策略，最好能保持对话状态

　　关于人文学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也有很乐观的。近日读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感慨很深。文章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时进了孔庙，2014年9月24日又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加上“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这就带有特殊的意味、特殊的标志性”。在他看来，“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最佳机遇已经到来”。作者很敏感，描述也大致准确，只是基本立场我不太认同。

　　没错，“时势”确实能“造英雄”，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推崇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退居守势是正常现象。还有，儒学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文学者。儒学复兴，并不意味人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最后，回到“学科”与“学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学科兴盛，学人八面风光，路也走得比较顺畅，这我能理解。但多年经验告知，人文学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前途，最好分开来谈。作为教授，谈及人文学的命运，我有三个维度——人文学在国家文化地图中的位置、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生存处境及发展空间。

　　谈国家需要，也说个人利益；看前辈榜样，也观后辈出路，如此放长视线，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框架中思考问题——人文学者到底该如何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世界。小而言之，在综合性大学里，我们要学会与其他学科对话，大声地、合理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而不是赌气或骂街，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尊重。

　　以上所言，只是深信人文学存在某种危机，必须认真面对，而不是漠视或回避。面对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压力与需求，无论你选择何种应对策略，最好能保持对话状态，若一味孤芳自赏，不理人家，人家更懒得理你。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史研究，或许可以提供某种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