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学术的基本定位和方法论自觉提出了要求。

　　在启蒙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反映那一时代精神的西方学术成果占据了文明的中心。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也在迫使一切民族采用其生产方式、接受其推行的所谓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主导世界的力量，为西方中心史观创造了基础，进而催化出按西方社会进化模式形成的历史哲学和价值立场，塑造了一个西方眼中的东方，建构了东方社会的自我认识。例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定义了中国传统的停滞性和被动性，而西方力量则充满了活力和发展特征；那种以“传统—近代”和“专制—民主”模式来认识中国的路径，也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的扭曲。在诸如此类特定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试图按图索骥地寻求经验论证西方眼中的中国。问题不在于对历史的看法，而在于这种认知的主导权和建构权表现为西方人历史地发现了中国。而这种以先验的所谓学术规范性或预设的西方理论范式所做的“强制阐释”，只能是外在的自我意识遐想，而从一般原则达到历史具体的思想路径则必须面向“中国问题”。

　　文化自觉，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内在动力，以建构学术体系为目标的自主性活动。文化自觉所体现的自身特质，必然包含方法论自觉，确立起重新发现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马克思曾明确说过，他的著作有一个长处，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理论建构的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自觉。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在理论架构和历史具体的穿透性解释之间，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当然是重要方面，但更容易被忽视的是思想路径和研究路径的辨识，在这里，方法论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有三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问题一：对学术研究路径依赖的检讨。我们并未认真从总体性上反思被西方哲学所重塑的思维方式，概念推演代替了实践分析。当然，现在我们可以悬置自身学术训练的“理论来源”和知识结构中的各种“组成部分”，但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问题时，却突然发现理论建构性能力的严重不足。这可以看作西学化的一个后果，它扼杀了学术的原创力和创新力。这也是现在西学化的主题依然不衰地出现在学术论文中的原因。

　　问题二：对西方学术有效性的认识。“场外征用”当然有其学科综合的合理性，也有学术共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根源来自于经济全球化时代问题的综合性和面对的共同问题，也来自学术反映人类演化一般规律的基本诉求。但问题在于，实践中存在无前提的移植、无边界的应用、无定性的普及，以及借助西方文本印证中国存在的根据或以中国经验印证西方理论的科学性和普遍性。西方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也是包括历史语境、制度语境和学术传统语境在内的跨语境的有效性问题。抽离语境的话语片断在语境转换中演化为具有本体的再生性质，必然消解民族的文化根系。

　　问题三：新教条崇拜的方式和表现。以回归文本为研究目的，从文本中寻找问题，只要找到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对应上独立旋转的自我意识，或者给自己的主观假设找到一个文本根据，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真理的探讨就结束了。早年马克思强调要用真理的方式探讨真理，所谓真理的方式，就是我们从不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坚持哲学的批判性品格，任何理论都要在实践的审判台上接受审判。而理论的起点，则是面向实际的感性的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从一种文本跳到另一种文本，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以主观逻辑构造起来的体系只能是抽象的、思辨的、僵死的文献堆积，而不具有任何真正的历史内容。

　　因此，中国学术的表达方式，必须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及其时代的生活再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考察一个时代的学术，在方法论上大体上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延续性的学术轨迹。如果我们能把握住这个轨迹，大体上就能看清中国学术发展逻辑与社会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二是积淀性的理论范式的形成。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它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可以引导我们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解决它。我们如何对待西方学术也应该有这种方法论自觉，如果不能突破西方学术范式就可能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三是审视开拓性、创新性的问题域。重大现实问题必然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本身除了理论内部自身演进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时代最实际的呼声和现实跳动的脉搏。只有对面向21世纪的中国学术的状态有了科学、理性的认识，才能找到中国学术新的发展方向，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

　　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激辩性的舆论场和竞争性的思想场，西方道路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理想模式的神话已经被其自身实践打破。我们要在超越决定论和依附性的前提下，确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及其主体性的实现方式，并寻找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在此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性和在场性为中国现代性概念的生成和体系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引。中国以现代化的创新实践重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问题在于能否用中国的学术话语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特点，形成中国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典著作。“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历史远未终结，人类实现真正的解放尚在探索之中。我们应当树立自主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方法论的自觉，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伟大的时代变革中作出无愧时代的回应。（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