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目标新要求，为深化和拓展军民融合指明了方向。军民深度融合，是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必由之路。

　　一对“命运共同体”

　　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队作战能力产生和提高的根本方法与途径，是战斗力诸要素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基本范式。在信息化条件下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本质上是把适应打赢机械化战争的战斗力转变为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在当今时代，通过推进军民一体化或军民深度融合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是一个世界趋势。

　　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具有更加鲜明的高消耗性、高技术性、高依赖性特征，工业时代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机械化战争条件下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建设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基本要求，必须根本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经历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这次革命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美国国防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2002年就提出要充分利用商业革命促进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日本三菱电机的一位高管坦言，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民用技术”或者“军用技术”，所有的高新技术都是“两用技术”。据估计，美、英、法、德、日等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高新技术80%～90%来自地方企业，只有10%～20%来自军方的科研院所。因此，通用技术时代到来的本质意义，就是军与民两大领域真正成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对“命运共同体”。

　　市场经济的愈加成熟和发达，使军队保障更加依靠民用力量来实现和完成。在这一动机驱动下，最经济、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从而实现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同步提升和发展。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坦克平时保有量很少，但在战时其扩产能力极强，可数倍乃至十数倍于平时；在军队人才培养方面，北约各国近90%的军事技术人才、军事医疗人才毕业于地方高校；在军队保障方面，军事外包普遍成为发达国家军队保障的主要方式。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前200多年的10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承包商人员只有作战人员1/6～1/3，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承包商人员比重迅速增长，其总人数已远远超过作战人员。可见，当今世界军民融合呈现出全方位、全要素发展趋势，军队战斗力和保障力大幅提高，战斗力生成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

　　一个全新的变化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打仗和准备打仗的军队搞军民一体化最积极。在这方面，美国跑在前头，英国、德国、日本紧随其后，俄罗斯也迈出很大的步伐。在美军太平洋总部作战指挥中心大厅，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挑战就在眼前，今夜准备战斗”，在作战需求牵引下，美国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研发制造的军民一体化进程。俄罗斯也加快改革和融合：一方面改革指挥体制，把原先的11级指挥体系精简为联合战略司令部、战役司令部和旅的3级指挥体制；另一方面进行军队社会化改革，把后勤部与国防部装备总局合并为物资技术保障机构，将277个后勤基地和仓库整合为34个保障基地，实施通用后勤保障。

　　历史发展一再表明，科技创新对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具有先导性作用。新技术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相继发生后则出现了一个全新变化，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在第二次浪潮的年代，美国的军事技术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并将一个个革新推广到民用经济中去。今天，角色颠倒过来了，第三次浪潮经济节奏加快，民用部门的技术突破更快，并向国防工业推广。”基于这种变化，美国等世界新军事变革先行国家已经逐渐放弃按照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等产业划分的传统方法，而代之以“作战效能”的资源整合，并及时调整战斗力生成模式。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有约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到2002年已整合成为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即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门、雷神和通用动力。

　　一个重要的领域

　　当前，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已经涉及国家和军队的战略层面，特别需要打破军民界限，在整个国家利益平台上整合各种重大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较顺畅地突破军民深度融合的瓶颈，其体系作战能力生成之所以能步入稳定、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国家层面的立法促进与强力助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把改革的内容、机构职责划分、权力分配、工作机制等固化到法律条文中，避免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等现象的发生，为战斗力生成扫除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必须以体制强势理顺各种涉及军民两大体系互动的诸多重大利益关系，使军民融合成为推进现代战斗力生成的强大推动器。

　　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涉及战略预警、战略投送、信息攻防等方面，是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关键所在。当前，西方军事强国纷纷超前部署，依托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在发展新型作战能力上不遗余力，积极抢占国际军事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2009年出版的战略规划，其新增的研究技术和项目，大都是新型作战能力建设的重点领域。比如，“国家网络靶场”“蓝色激光器”“网络跟踪计划”“快眼”计划等。俄罗斯提出“网络军控”，英国高扬“网络主权”，德国大量招募网络精英。面对日趋炽烈的新兴的作战领域的角逐，我们必须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全球的战略视角，创新战略制衡手段，发展新型战略慑止力量，努力掌握新兴作战领域的竞争主动权。在诸多新型领域中，推进信息建设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实现了这个融合，就能够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与军队信息化建设统一起来，大幅提升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信息利用、信息对抗等能力。进一步看，以更为广阔的军民融合思路，加快新型作战力量的生成，必须积极推进军民融合由重点领域向全要素、全方位融合转变，由浅层次的军民结合向军民深度融合转变，由军民底层分散对接向军民顶层统筹设计转变，由军民单向流动向军民双向互动转变，逐步形成“军事需求主导、市场经济主供、体制机制主控、军民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教授 姜鲁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