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产生了诸多世界第一，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原型，这些“原型”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关于意识形态管理对于西方国家管理的重要性，以及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规律性，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人类文明史的发端时期便给出了一定回答。

　　城邦国家的王权神化

　　王权乃至皇权的确立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早在王出现以前很久，传统的氏族贵族和神庙的高级祭司就已经很有势力了。因此，王权确立的过程就是王与氏族贵族和神庙祭司进行斗争的过程，王获胜的关键在于为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依据。王权神化或宣布王权来自神授，便是最好的合法依据。虽然历史学家对王权神化现象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王权神化是出于维护国家稳定和秩序的需要，当然这并不否认古代国家的剥削性质。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观念中，所有土地都属于上天的神灵，所有人都是由神创造的、服务于神的子民，所有神的土地都是用来供养神的子民的。王权神化的理论宣称，国王是上天的神在人间的代表或代理人，他向上代表神灵牧养神的子民，所以所有国王都自称“牧者”，负责向神的子民传达神的旨意；向下代表人民服侍神灵，并向神灵祈福，请求神灵的保佑。王权神化的手段概括起来有三种形式，或者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宣布自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大祭司；其次，自己死后被封为神；第三，也是把王权神化理论贯彻到极致的表现，就是国王在活着的时候就直接被封为神，或自称为神。无论国王是在死后被封为神，还是生前自称为神，都体现了王权的强大，达到了与神比肩，甚至“神即我，我即神”的高度。这极大地巩固和强化了国王的统治。

　　统一王国的意识形态管理

　　区域性统一国家无论在统治的地域上，还是在统治的人口数量上，或在统一国家的民族成分上，都大大突破了城邦或城市国家。因此，随疆土统一而来的思想统一或意识形态管理就显得更加必要。

　　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大帝（约公元前2334—前2279年）征服了苏美尔地区，第一次实现了巴比伦尼亚的统一。为了维护统一王国的稳定和秩序，萨尔贡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以达到思想统一和文化认同。他努力把这一地区的宗教祭祀制度与自己的家族联系在一起。萨尔贡仍然尊重苏美尔人的宗教习俗，尊崇和信奉苏美尔人的神灵，为他们修建神庙；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乌尔城，成为了乌尔城的保护神——月神南那神庙的一名高级女祭司。萨尔贡还自称“安努神的神圣祭司”和“恩利尔神的伟大恩西”，以表明他没有也不希望阿卡德王国割断与过去苏美尔人神圣传统的联系。恩荷都安娜是一位女诗人，她创作过一系列优美的赞美诗，不仅献给伊南娜女神，还献给遍及巴比伦尼亚35座城市的神庙。在此后的五个世纪里，对乌尔城月神南那祭司职位的控制，成为在巴比伦尼亚政治地位的标志。

　　在阿卡德王国之后的强大王朝是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们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他们在整个王国大肆修建或重建庙宇，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神庙中担任高级祭司或高级女祭司。在宗教方面，把乌尔第三王朝带到极盛的国王舒尔吉（公元前2094—前2047年）最重要的举措便是正式宣布自己为神。他的父亲、乌尔第三王朝的开创者乌尔纳木（公元前2112—前2095年）是在死后才被人民追认为神的。舒尔吉也确实受到了全帝国人民的祭祀和膜拜，帝国每月都要举行两次向其雕像供奉的宗教活动。大量赞美诗篇被创作出来，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在舒尔吉死后，他的后继者们也继承了“神”的称号，而且这个“神”如同舒尔吉一样是全国的神，而不单是某个城市的保护神。通过这一系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措施，中央集权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层面的公民当中。

　　帝国的意识形态管理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地区，很早就有民族融合的传统。起初这是无意识的民间自发现象，后来发展成为有意识的国家主导行为。公元前10世纪，亚述帝国再度崛起，成为古代第一个跨越亚非的庞大帝国。亚述帝国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社会形态——各民族或种族的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内，统一的亚述民族的国民性是第一位的。

　　亚述帝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主要是为帝国的统一制造思想舆论，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思想统一落实到实践和行动上，根本宗旨是为亚述帝国的统治和统一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首先是宣传忠诚和效忠思想。对亚述国王忠诚的思想，被传播到所有亚述人民和臣属的统治者中间。在接受一项皇家政策或决定时，全体人民要在神面前举行宣誓效忠仪式；或者国王们至少要宣布，所有人都进行了宣誓。其次是宣传秩序和正义思想。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们在全国进行宣传：亚述国王是阿淑尔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秩序的象征，凡是亚述国王所控制的地区，就充满着和平、安定和正义；凡是他的控制所达不到的地区，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亚述国王的职责就是为整个世界带来秩序，他的军事征伐和扩张符合神意。因此，所有亚述人都深信，军事征伐是符合正义的，是对所有亚述人都有好处的。

　　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们通过各种手段在全帝国内宣传这些思想，反映出他们对意识形态或思想工作的重视。通过皇家铭文进行宣传是通常的手段，他们甚至把石碑竖立到了边远的埃及。然而，这种手段对当时大多数不识字的人民来说是根本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们无法读懂铭文的内容。因此，亚述国王发明了更为直观、可能也更有效果的方式，即举行庆祝战争胜利的盛大游行，在游行当中进行宣传。另外，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进入亚述王宫，但外国的使节和访客却经常有机会进出，因此在王宫的墙壁上设计了浮雕或壁画，把亚述国王描绘成整个世界的主人，以强化对外国人的教化作用。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治理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即从西方文明的渊源来看，无论城邦国家、统一王国还是幅员更为辽阔的帝国，乃至现代西方各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都是国家发展和繁荣的第一要务；而加强意识形态管理以达到人们在思想上的统一，则是保持国家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手段。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