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队建设和改革，最终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在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要始终把“打胜仗”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努力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

　　瞄准战胜强敌调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信息化的精确、可控、智能与机械化的更远、更快、更强紧密结合，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成为作战样式主导，外层空间、网络空间、深海空间日益成为重要战场，网络力量、空天力量、远海力量和新型陆战力量日益成为克敌制胜的战略拳头，“无人、无形、无声”战争渐露峥嵘。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和力量编成改革，必须着眼未来战争发展趋势，瞄准具有高度信息化作战体系的强敌，科学制定根本改变我军体制编制的改革蓝图，着眼“能打仗、打胜仗”努力突破制约战斗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调整优化，提高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

　　以作战理论牵引改革。一般而言，作战理论创新能够牵引军队编制体制深层次改革，使其向战斗力全面聚焦。比如“网络中心战”理论提出，通过网络整合分散的作战力量，将陆、海、空、天广阔区域内的各种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系统等，集成为一体化作战体系，从而将强大的信息优势转化为作战优势。这一理论提出后，直接促进了外军网络部队建设。美军将作战理论开发与实验，作为部队转型的四大支柱之一。这些事例的启示是，符合现实和未来战争需要的作战理论是搞好军队转型建设顶层设计的重要牵引力量。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必须紧跟当今世界先进作战理论发展，依托我军已经成熟且经过论证的核心作战理论，以符合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的新概念体系和新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解决我军组织结构面临的机构臃肿、比例失调，关系不顺、职能重叠等问题，拿出最佳的改革方案，并使改革效果早日体现在战斗力提升上。

　　围绕打赢强化战略预置。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军编制体制调整过程中，中央特别加强了原子弹研制机构的力量配备。经过集中组织力量进行“两弹一星”攻关，不久之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具备了一定的核反击能力，为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这种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在当前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对于某些重点项目也要像当年集中组织“两弹一星”攻关那样，给予重点倾斜，重点建设。按照“敌怕我建、敌高我奇、敌多我精、敌少我众”的原则，适度加大科技创新、撒手锏武器装备、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规模和比重，注重在改革中强化战略预置和军事存在。在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前提下，适应国家利益全方位拓展趋势和未来战争大范围广布势特点，积极稳妥地运用军民结合、跨国合作等多种方式，在海洋、极地、太空等全球公域进行必要的战略预置，以便平时支撑利益拓展，战时实施前沿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