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全（中国社科院欧亚所所长）：冷战结束后，大国间力量基本平衡，发生全球军事冲突的危险几乎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些非传统安全现象不断发酵，且包罗万象，主要包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贩卖人口、走私毒品、武器扩散、生态灾难、海盗、洗钱、各种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之所以受到各国重视，是因为它超越国界，具有蔓延快、危害大、不易消除等特点，一国难以独立应对。亚洲发展不平衡，文化差异大，贫困人口相对集中，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南亚的毒品和恐怖主义、中亚的三股势力、东亚的环境和资源安全、东北亚的核不扩散、东南亚的海盗和有组织犯罪等等，严重威胁着地区国家的发展。

　　共同应对没有国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亚洲国家的唯一选择。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广泛的联系、更密切的合作，要抛弃冷战思维，树立共赢理念。因此，我们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态度、新的方法。首先，应加强各国政府的合作，强化合作力度，创新合作方法；其次，应加强学术交流渠道的畅通，增强互信，避免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斗争中夹杂民族利己主义；第三，亚洲需要新的亚洲安全观，树立不可分割的安全理念，认识到不仅传统安全威胁国家的发展，非传统安全更加威胁国家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时很难严格界定，有些危机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应对过程中，我们还有许多需要认识的问题、协调的领域、需要改变的观点。但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应对是必由之路。

　　机制建设

　　为了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亚洲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随着地区间人员和商务方面互联互通程度的提高，一国受灾，多国受害。置身事外，不再是选项，有难同当，应成为基本价值观。战后数十年来，在应对突发性灾难以及金融和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保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领域，亚洲各国政府和社会付出了持续的努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自我应对能力有了明显进步，各层次的合作网络生机勃勃。与此同时，亚洲国家自我应对境内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参差不齐。由于地区内国家间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安全忧虑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救灾外交”有时在亚洲表现出一些“怪象”。如一些受灾方不惜舍近求远，挑选伸出的援手；一些施援方将是否存在同盟和准同盟关系置于救援力量的投入程度之上，导致延误救灾的最佳时机。

　　面对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地区国家之间应相互补台，把快速、有效投放紧急救援物资、设备、专业人员作为唯一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灾害重建和防灾减灾的技术和政策措施交流，也应与国家间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纠纷脱钩。地区外的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时，应抛弃政治外交层面的偏好，避免将非传统安全“安全化”，对所有用得上其紧急援助的国家和地区一视同仁，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总而言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设地区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尤其恰当的理念。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亚洲是一个多样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政治和社会治理、宗教与文化等都不尽相同。在这样的地区开展合作，重要的是遵循相互尊重、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原则。

　　开展区域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是重点。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合作发展是共同诉求。而稳定、安宁与和平是发展的保障，亚洲地区存在诸多不利于发展的非安全因素，在区域合作中，必须对安全合作给予更多重视。各国应推动安全对话与磋商，加强灾害管理、海上搜救、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亚洲要探索出符合本地区特点的“亚洲模式”。

　　即便是经济合作，也面临很多安全问题，需要有保障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机制。比如在投资方面，要保障投资和收益的安全，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发生了问题要有解决渠道；在交通运输方面，要有交通安全保障，建立航行安全机制，如在湄公河领域有了四国联合巡航机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仍是对经济发展、贸易投资和人员安全的重大威胁，需要共识，建立更有效的合作机制。推动安全领域的合作应该成为今后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事关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从倡议和确立原则阶段，转入路径规划和原则落实阶段。其中，关于如何增强中美双方的互信建设，一直被认为是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之一。

　　中美两国互动过程中不断加强相互尊重的意识和习惯是中美之间互信建设能否平稳推进的重要前提。中美之间开展持续有效的“战略再保证”互动是增加双方战略互信的重要途径，也是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中美双方开展“战略再保证”，不仅是相互之间，也是向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战略宣示：中国应不断宣示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志，美国应不断宣示欢迎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志；双方无意建立两国集团，不在世界范围和亚太分割势力范围，努力推动更加均衡的国际和地区力量格局的形成等等。

　　增进互信

　　深化新的亚洲安全观内涵，需要提升亚洲安全机制，维护对话和磋商进程，不断增进地区成员间的互信

　　杨明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亚洲要形成共同的安全价值观，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本地区的战略互信。尽管周边整体的关系正在改善的过程中，但整体而言，亚洲国家还是缺少战略合作协议，对于安全价值观的构建仍然存在分歧。第二个挑战是社会稳定。现在亚洲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转型阶段，但有些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却没有跟上，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怎么进行管理，怎么能够达到一个政府、公司、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四元平衡，是各国面对的共同课题。第三个挑战是经济发展。目前亚洲的金融创新多是在互联网的技术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达到欧美的金融监管水平。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能源安全、金融监管制度落后等问题变得日趋严峻。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在中国力量快速发展、成为地区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以及中国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复杂化的大背景下，更要积极进行地区安全架构和安全机制的建构，打造影响地区安全的平台，发挥中国所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物品的品牌效应，加强我国塑造地区安全格局的能力。例如，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对确保湄公河流域的航道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开启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实质性、机制化安全合作的先河。目前看来，由于亚洲地区各国安全利益的差异性很大，安全格局呈现多元化和碎片化特点，因此很难建立单一的涵盖整个地区的安全机制，所以应考虑在不同的次地区搭建不同的平台。

　　魏玲（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面对日益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亚洲地区要根据“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安全理念，向着建设“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目标迈进。在领土、岛礁、领海争议等传统安全领域上，地区国家要维护对话和磋商进程，增进地区成员间信任，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加强第二轨道安全对话。

　　中国在上述问题上已采取许多负责任的行为。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另一方面启动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主动提出商签《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磋商过程中，积极开展和推动二轨安全对话，使我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姿态更加主动、身段更为灵活。去年中国首次承办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方倡议主办首个东盟地区论坛预防性外交培训项目，在《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工作启动阶段就引入二轨，这些都是二轨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和突破性工作。

　　其次，地区国家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积极推进合作，培育合作习惯与文化，构建合作架构，增进地区治理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的经验与能力，重点加强灾害管理、粮食安全、环境保护、流行病、海上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福利，增进相互认同；可以建设和提高我国地区治理能力，为运筹更核心领域或更大平台上的地区和国际治理准备条件；还可以通过相对敏感度不高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探索大国合作进行地区治理的路径，比如中美在第三国开展联合救援，中美合作应对地区疫病，中日韩合作进行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等。

　　图片说明：

　　图①：2014年4月21日，第七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在泰国举行。

　　本报记者 于景浩摄

　　图②：2013年5月20日，中老缅泰第十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勤务圆满完成。图为5月17日，中方船队离开关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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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③：2014年4月21日，日本东京市民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并停止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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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④：2014年4月24日，“新安全观：和平、稳定与合作的亚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资料图片

　　图⑤：2014年4月26日，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参训人员在“和平天使—2014”中巴联合卫勤联合作业时处理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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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式设计：宋 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