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

　　企图以否认侵略历史来“重新找回民族自信自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被日本保守派政要充分利用，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推力和借口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动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日本开始爆发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中尤以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为甚，呈现出越来越猛的发展趋势。这种思潮鼓吹“自由主义史观”，掩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力图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日本保守派政要充分迎合和利用这一社会思潮，造成的后果就是使日本政坛保守右倾气氛浓厚，政治右倾化加剧。

　　日本学者将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因朝鲜发射导弹引发的对抗、其他快速发展国家威胁的民族主义；第二，针对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批判，否定自虐史观、肯定过去战争的民族主义；第三，爱国甚至强制性爱国比个人尊重更优先的民族主义；第四，主张日本文化优越性的民族主义。上述第一、二点属于“排外的民族主义”，第三、四点是加强日本“统一性”和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目前，日本国内“排外的民族主义”占据主流地位。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集中表现在否认甚至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焦点上。

　　1995年，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渲染以“自由主义史观”来研究日本近现代史，自民党随之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促成政界、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极右翼势力炮制出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妄言，日本战后所有的历史结论及历史教育是“自虐史观”和“反日史观”，指责这样的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呼吁教育界进行“反思”并重编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现代史。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从内因上看，上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从繁荣走向了长期低迷，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迅速放缓。失业率增多，日本企业长期推行的终身雇佣制也在瓦解，社会弥漫消极悲观情绪。经济的衰退反映到民众心理层面，就是对现状不满，对前途焦虑。当经济复苏乏力时就需要寻求个中缘由，于是极端民族主义以否认侵略历史来“重新找回民族自信自尊”等言论，就在日本社会及群体中得到了相当多人的回应。

　　2012年9月10日，日本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并拉开日本深化钓鱼岛“国有化”的政治序幕。随后，日本各主要保守政党将钓鱼岛问题作为众议院大选的政纲竞相展现右倾化言论。自民党众院选举的竞选纲领提出，“将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和稳定管理，调整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的政策，并将讨论在该岛上常驻公务人员，改善周边渔业环境等”。民主党选举纲领表明，将扩充海上保安厅等警备体制，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保卫日本的领土和领海。以极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为党首的日本维新会在众院选举“政策框架2013—2016”中，公然宣称对钓鱼岛要强化“实际占领”。

　　从外因上看，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因冷战而被长期隐藏、挤压的诸多矛盾得到爆发式释放。日本的右翼及保守势力借机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挑战“战后体制”，谋求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地位。

　　蔓延

　　网络右翼直接攻击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法案和政策，表明日本政治生态已发生重大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新的变化，即在网络上频现直接攻击中国、韩国的内容，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同时，日本政府出台了“国歌国旗法案”等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法案和政策，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升级。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充分迎合国内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力推动政治右倾化。安倍晋三作为日本新生代保守派，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如是解释其“历史观”及政治理念：“所谓历史，是不能简单地用善、恶来划分的……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来？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精神。”在这种错误历史观及政治理念支配下，对日本保守主义“不拘泥于过去和现在”的“创新性”解释，诱发和倡导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蔓延，也加剧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

　　同时，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相关法案，不断推动政治右倾化升级。

　　2001年10月，小泉内阁出台《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随后提交日本议会通过。该法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自卫队对美支援的区域在“周边地区”的限制，可以应美国要求随时出兵，开辟了战时派遣自卫队的先例，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全战略的重大突破。2002年4月，小泉内阁通过了所谓“有事立法”三大相关法案，突出强调了对首相权限的强化，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有事立法”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均以近九成的赞成票得以通过，反映出日本的政治生态已发生重大变化，表明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氛围中政治右倾化的扩大。2007 年安倍首次出任首相时，就意欲出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等相关法案，力图推进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后因仓促下台未果。安倍重新上台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促成“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于2013年成立，赋予首相统领日本安保、外交、防卫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权力。以此为契机，安倍政权全力统合国内各方面权力及资源，极力实现安保与防卫转型，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武器出口三原则”，为发展军力成立“国防军”铺路。

　　从当代日本政治发展过程来看，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右倾化有着相互关联性，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日渐显现。民族的“自我意识”是通过民族集体的认同实现的，认同作为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对于因战败“受损”并急于恢复“正常国家”形态的日本来说，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就成了重要的政治手段。

　　后果

　　政治右倾化严重毒化着日本的内政外交，导致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泛滥，打破了亚太地区稳定、发展的和平局面

　　首先，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及错误观点，加快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实际行动。安倍谋求“摆脱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对于保守派新生代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超党派的。多数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与有些民主党国会议员等新生代政要在使得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方面有着共同话语和高度共识。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宪法、防卫等敏感政治问题时，他们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现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争取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能取得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常常把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结合，力求通过脱离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并在“争常”、修宪、派兵海外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

　　其次，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深刻影响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战略。日本在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他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抛弃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确立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构想，明确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长远目标。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理念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右倾化日益明显。日本的“正常国家论”主要指日本要在国际“安全保障”领域有所作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作用。这是日本追求的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目标。“正常国家论”谋求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改变军事上自我约束，“摆脱战后体制”，力求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

　　第三，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及“历史观”已严重伤害了广大亚洲受害国的民族感情，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右倾化思潮的高度警觉。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从中日关系恶化的源头来看，日本是在利用领土纷争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修宪派兵制造舆论与危机感。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彻底地反省它的历史，修订教科书审定标准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又一表现，这不能不引起亚洲各国的忧虑。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只有承认并反省历史才能得到亚洲人民的信任。日本政府应考虑本国的未来，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上述国际舆论表明，日本保守派政要迎合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右倾化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国际社会也深刻认识到日本政治右倾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危害性。

　　随着自民党保守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延续，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将会愈加凸显。安倍上台前口口声声称首要问题就是改善日本经济现状，但执政后却在安全保障、外交和历史认识问题等方面加快右倾化步伐，不仅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扬言修改反省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而且大搞密室政治，强行出台有损日本民众知情权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安倍等保守派政要在政治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安倍悍然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更是从极端民族主义的“依靠者”变成直接参与者。在他的政治右倾化言行带动下，部分内阁成员已经从过去的“失言”变成现在的“直言”，甚至是直接行动，把否认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作为谋取“政绩”的“卖点”，表现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右倾化趋向。

　　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这是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政治主题。然而，如果安倍等日本保守派政要继续在历史认识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不思悔改，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对外关系和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在“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不仅不加反省，反而予以肯定和美化，日本必将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更罔谈真正“摆脱战后体制”和重塑其国际形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