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是在制度调整和社会整合时期，形成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者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校长江平：从字面意义上看，“既得利益”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既有事实；但“既得利益者”，我认为还是有一点点贬义的，如果把全社会都称作“既得利益者”，面是有些宽了。

　　举两个例子来说：第一个是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农村土地实行承包经营之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从中得到了利益，但我觉得并不能把所有的农民都叫做既得利益者。如果从制度角度看，土地实行承包经营之后，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放开流通，后来土地流通放开之后，相应的法律法规有些滞后，利用这个空隙，负责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部分人发了财，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在一些城乡接合地区，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得到的补偿却非常有限。虽然他们也从中获得利益，但与决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人相比，还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例子是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方面一些企业领导利用制度漏洞获得了不少好处；另一方面一些普通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失业，受地方财政状况限制，有些地区职工得到的补偿非常有限。企业进入市场，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企里高管的工资与普通职工工资差距也非常之大。

　　因此，我认为既得利益者是在制度调整和社会整合时期，形成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者。总的看，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是合法的，基本上是在改革和社会调整时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而形成的。

　　宁波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彦昌：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是一个系统过程，通常要具备如下条件，其维利的运作链条也在这其中完成。

　　一是各种可扩展的权益是其“群体化”的动因基础。政策和制度安排上面附着的利益越多，对这些人的诱惑性越大，可扩展性越强，引起他们起来维护的欲望越强，既得利益群体形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二是就个体的变化看，政治道德是关键。制度安排上的利益差异，在所有社会制度下，都是难免的。对这些东西，当然要把握“度”，要进行严格地限制。但因为这些工作通常也是由人来实施的，无论怎样限制，也只不过是程度的轻重不同而已。对这些东西，拥有者如果把它仅仅看成是阳光，那它就是干事业的条件，就不会衍生出后边的问题；如果将它视为难得的利益，那它就成了既得利益，也就有了维护的问题。三是体制和制度缺陷为其形成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