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最近舆论界出现改革和增长速度存在替代关系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想改革，必须得牺牲点速度，甚至国外也有人概括说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改革。还有一个倾向，我们国内在实施改革，或者说设计改革的时候也认为改革就要付出代价。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大家只算成本，但是没有人算它带来的收益。

　　总体来说，当我们说改革红利时，就意味着改革在相当多的领域，可以直接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改革的确可以带来收益。今天我们看到的增长速度下降，与内部外部需求的冲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和改革更没有关系，说穿了，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受到制约，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大幅度缩小；以及资本报酬回报率下降，因此，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提高潜在增长率需要从改革入手，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户籍制度改革就具有改善劳动力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和经济增长有替代关系，其实不利于改革的推进。首先是形成改革共识就比较难，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改革任务，但是实际上积极性是不一样的，做法也就不一样了。其次，如果看不到改革可以带来收益的话，就可能丧失改革方式的选择。如果改革总体带来收益，就可以由中央承担一定的改革成本，对部分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达到改革的激励相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