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降，烟毒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危害，因此这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近些年来，肖红松教授一直致力于禁毒问题研究，先是关注近代河北烟毒治理问题，出版了《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随后又把治理烟毒研究领域扩展到华北地区，出版了《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教授为其作序。全书分六章，第一至三章分别论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毒品的来源、毒品泛滥实况及对根据地的危害；第四至六章分别论述了中共在根据地治理毒品的制度建设、法律保障及治理工作。通览全书，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该书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是一部有很高学术含量的力作。作者甘愿坐冷板凳，埋头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资料，刻苦钻研。中共在华北地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包括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以及后来由冀鲁豫和晋冀豫合并而成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地域如此广阔，研究该问题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作者不仅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文献，而且还进行口述史料的搜集，寻访私人珍藏的文献。所用资料包括7家档案馆收藏的文献，资料汇编65种，地方志与文史资料20余种，报纸16种，文集与回忆录15种，研究专著180余种等。作者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些成果还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正是有了扎实的资料功底和前期研究成果，使该书成为一部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著作。

　　第二，充分占有资料，言必有据，论之成理，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前人对烟毒治理问题研究的不足。如作者在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毒源时，不仅对华北伪政权、汪精卫伪政权烟毒政策进行了研究，还详细考证了华北沦陷区烟毒的实际状况。以充足的证据说明华北烟毒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诱迫民众种植罂粟和蒙疆、热河大量鸦片贩运华北造成的。作者也不讳言根据地和解放区不仅存在烟毒问题，并从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等方面对根据地吸食毒品的群体进行了分析。在以前相关研究中，对此问题或有所忽略，或分析不透彻，本书正好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也表现出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究中共治理烟毒问题时，作者还从制度层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对中共不同根据地、解放区的缉私机关进行了考述；二是对不同根据地、解放区的禁烟法律进行了考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解释，使读者对当时中共治理烟毒制度建设有了总体认识。作者认为中共治理烟毒是“依靠多部门联合协作机制，努力构建以各级政府或禁烟禁毒专管机关为领导的公安税务商贸部门配合的，以广大干部群众为基础的综合治理系统。中共通过缉私立法，明确相关部门必须参与缉私，界定各自权责，通过提奖方式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协助缉私，走依靠群众治理烟毒的路线”（第168页）。在论及中共治理烟毒问题时，对各种措施作了具体分析，既有宏观论述，又有个案研究，也对乡村民众接受中共烟毒治理的原因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第三，作者在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对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了可贵探索。在以往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习惯采用“政策——效果”模式，其不足近些年来受到了学界批评。“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的真正突破，必须寻求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比较而言，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是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之一”（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作者从“新革命史”等新方法或新的切入点入手，将中共的烟毒治理问题与乡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为视角。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是中共革命时期面临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烟毒治理活动便是中共动员民众的重要场域之一，历史证明中共取得了成功”（第25页）。

　　当然，在看到该书优点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如对中共禁毒机构、法律问题仅仅论述其内容，未对其作深入的考察与评价。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有时仍未能摆脱“政策——效果”的旧模式，这一点从论述烟毒治理的成效分析中就能够看出来。但是瑕不掩瑜，以乡村社会为中心研究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不论对于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还是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学术探索。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