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与商议：媒体与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研究》读后

　　吴麟的专著《赋权与商议：媒体与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研究》新近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新工人即新生代农民工在代际转换中的现状做了较为清晰的分析和展示，也对媒体在国家社会资本市场中面对劳资关系时的境况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解读。

　　作者试图探讨新工人与媒介的关系及其对劳资关系治理的影响力，她从四个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是从新工人劳资关系特征和媒介使用，探讨其在劳资关系上的利益诉求、观念认知和维权行为的选择；二是以媒介话语权这一概念为核心，分析其对新工人的报道是否实现了主体性表达，并对主流媒体与工会系统媒体进行了比较研究；三是聚焦于另类媒介在当前劳资关系治理中的存在意义和发展前景；四是分析在多重制约下，国家-媒介关系如何调整，才有可能成为参与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的积极行动者。

　　作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双轨制的商议民主不失为一条较为可行的路径，媒介在发挥弱公共领域活跃的功能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实现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

　　这部《赋权与商议：媒体与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研究》在下述三个问题的论述上颇具亮点：

　　首先是关于劳动权利的问题。劳动权在中外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曾经成为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关注的问题，约翰·洛克、马克思和德鲁克等人对此先后有过不少经典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新工人或者新市民，无论其称谓如何，他们的观念并不会一蹴而就地发生改变，而在行为层面上的社会保障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完善才逐渐进入他们的劳动市场的。与18、19乃至20世纪的不同之处在于，媒介技术的日常化扩散所带来的信息平等和信息渗透，赋予这种观念一种新的机遇，新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可以在传播行为的学习中、行为传播的参与中，一定程度上进行传播的自我和他者赋权。作者吴麟在书中指出，赋权可以有多层次的赋权，比如心理赋权、组织赋权、社会赋权等，而传播赋权则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这一看法是有一定新意的。而传播赋权，本身也是与个体的普遍权利下的劳动权关联在一起的，在承认劳动权的基本前提下，才可以谈到不同层次的赋权问题。

　　其次是劳资关系治理问题。劳动是工具还是目的？抑或劳动是为了利润、为了生产还是为了现有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转？资本是工具还是目的？资本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生产，抑或是为了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转？在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的阶段中，约翰·罗斯金、马克思等学者对此已有经典研究与论述。对当代中国新工人或者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劳资关系的形态显得更为多元化一些。作者吴麟在书中指出，新工人既与来源地的社会传统脱嵌，也与流入地的社会制度脱嵌，他们不得不一方面学习如何在“合同”中认知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转型的社会体制和市场逻辑中寻找新的连接点，或者说落脚点。因此，作者认为，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媒介的作用不可忽视，主流媒介应该关注新工人，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新工人的声音，尤其是其中女性群体的真实诉求；另类媒体则要激发工人群体内部的能动性。

　　第三是商议式民主问题。吴麟在书中提出以商议式民主的方式来应对当下的劳资关系问题。主流媒体要成为社会系统中多元主体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空间，另类媒体则要成为其补充。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在理论设想上和逻辑推演上都较为合理，实践层面则复杂得多。对于新工人的劳资关系治理而言，笔者认为新技术扩散带来的潜在效应和制度的缓慢变革是主要路径，媒介治理和观念的改变则是辅助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