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

《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 张秉政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近几年，“非虚构”成为一个热词。从非虚构文体的特点来看，非虚构带着超文体性质，近读张秉政教授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就是这样符合“非虚构”美学的一种写作。它的写作和问世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向度：非虚构写作如何进入历史，书写文化，表达当下人对历史文化的想象与理解。

　　《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皇皇近60万字，还配有诸多实地拍摄的照片，也附录了一些历史图表。从其形式和内容看，这部大著有三个特点：

　　一是带着历史考察笔记的严谨。作者追溯历史，从各种典籍文献和地方志中寻找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把读者带入一个生动的历史场景里，感受历史的变迁、文化的演绎。如第一编“隋唐大运河溯源及异名考”，对通济渠的历史渊源、通济渠名称的演变、永济渠的历史渊源、永济渠名称的演变和大运河的兴修缘起等，进行了认真考证与爬梳，使得这一“非虚构”写作一开始就有了历史感与史学家的视野与情怀。如第二编的第三章“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考”，不但考证了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的来源和器型，还考证了隋唐大运河陶瓷的窑口、朝代、特点、功用、收藏及鉴定方法，等等。这些都需要史家眼光，当然也需要有博物学、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知识。

　　二是打通文学与史学，串联地理、民俗、文化与交通及商贸。把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与文化放到一个宏阔的学术视野里去考察去梳理，使得一部考察记录的写作，变成了一部饶有趣味、能够充分满足读者好奇心的知识考古。如第二编第一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沿岸风物考”，有对两岸民俗文化特征的分析，也有对生活习俗、生产与交换民俗、礼仪民俗、游艺民俗、岁时民俗与崇信及禁忌民俗等的表现和书写，让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历史语境下民风民俗的魅力，这些也是从多个学科的维度，对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的再现。又如第三编“隋唐大运河纪行诗文考”，从初兴于隋朝、繁荣于唐朝、极盛于宋朝，到衰落于元、明、清，这一诗文发生发展几个阶段的划分出发，对每一个阶段诗文的不同主题和审美价值进行了评估，这是极具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力的。

　　三是这部书里包含着作者的人文情怀，这是非虚构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如第二编的第二章“大运河民俗文化访谈”中，通过访谈表现对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再思考。第四章“隋唐大运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通过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分析、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的呈现，提出了保护和传承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措施。在第四编“隋唐大运河沿线城市风貌考”里，无论对通济渠沿线的洛阳、郑州、开封、商丘、淮北、宿州、淮安、扬州等的考察，还是对永济渠沿线的焦作、鹤壁、新乡、安阳、邯郸、沧州、天津和北京通州等的考察，都是饱含深情，满怀关切的。作者的文字里不但有历史，还有诗，有画，有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文化的呵护与敬意。

　　孙旭培先生在序言里说：“《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以古运河时的通济渠、永济渠为中心，记述了两渠的渊源和演变，考察了通济渠的古代风貌（如水流、变迁、设施和漕运管理等）和沿岸风物（如民风民俗、古代陶器等），还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两渠沿岸约20个城市。”他还说：“这些不拘一格的介绍，涉及古代这些城市的方位、经济、名胜、风土人情和历史名人等，无不是与大运河血脉相连的。大运河及沿岸的风物历史是文人墨客讴歌、感怀的对象，比如书中写到的自隋至清的运河纪行诗文考，读来也饶有趣味。”孙旭培对《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的精准归纳，也证明了作者文学品质、人文素养和学术底蕴的三者统一。非虚构不是简单地呈现，更有表达，及人的观念与关怀，传递的是作家的价值观与审美素养。非虚构最忌讳的是撒谎和矫情，即虚伪，或者它最反对的是文学的伪善，这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精神挑战。而《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一书传递了三种声音：一是作者自我的声音，二是作者为历史文化代言的声音，三是作者作为文化场域在场者的声音。这三种声音的交汇，使得这部著作真实感人、意气昂扬而又富有生命张力。

　　总体看来，张秉政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虽然是一次自觉的写作，无意中也切合了反映和传承传统文化“主题出版”的需要，而且还无意中契合了非虚构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这也表明，当非虚构作家有了独立的艺术构思和充分的艺术实践，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可能不但切合审美的需要，还会切合多个维度的社会需要。因此，读张秉政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不但是一次纪实文学的阅读，还是一次对包括非虚构写作在内的文学写作的再思考。

    （作者：谭旭东，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