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身份也是发展的一道坎

　　另外，很多时候户籍身份也会成为限制流水线女工改变的因素之一。京瓷管理层告诉记者，公司最希望外来女工能与当地人结婚，这样公司能够稳定留人，降低流动性。而女工自己的职业之路也可以有更大发展。由于合同制约，外来工做到组长最大，如果和上海人结婚，落户上海，能转成正式工，这样就可以做到班长，科长，甚至部长。

　　而这就意味着，外来女工的婚恋情况与职业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如果能够找到上海人结婚，不仅个人生活稳定，也能在职业上有更大发展。

　　流水线女工的流动率高，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她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喜欢被叫做新上海人 但真正融入仍存在隐忧

　　“阿拉上海话好伐？”

　　记者发现，随着在上海居住时间的增加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流水线女工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身份认同越高，更喜欢别人称呼她们“新上海人”，而不是“来沪打工者”或“外来农民工”。

　　从称谓上可以看出，她们对上海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上海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四川人郭同娜来到上海差不多10年了，她对自己一口颇为像样的上海话很是得意，“阿拉上海话好伐？”在记者面前的小郭头发绕成一个时髦的结，夹着闪闪的头饰。她告诉记者，最早在流水线上做的时候，很少接触到上海人，“要想留在上海，必须会讲上海话，否则衣服穿得再好看，一开口就又是个外地人。所以，我后来就到去读书学东西，同时和上海人交朋友。现在，当别人以为我是上海人的时候，我最开心了。”

　　而婚姻能迅速提高她们在上海的融入速度。由于嫁给了上海人，郭同娜很快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我经常和老公的亲戚朋友聚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上海人怎么讲话做事情、上海人的各种规矩和习惯。”

　　但其实，流水线女工中的年轻人正处于渴望恋爱的年龄，却因为圈子限制、工作限制、身份限制等各种原因，很难在上海开始一段新感情。“你在你的城，经历了怎样的青春。我不知道，渴望知道，可是又有什么意义。我所期待的一起在岁月里的携手前行，最终只剩我一个人踽踽独行。”这是女工欢欢最新发布的一条QQ状态，她的心境，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年轻女工都不陌生。

　　“丈夫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虽然上海的生活成本对收入偏低的流水线上外来女性务工人员来说，还是有些高的，但这并不能阻挡她们希望在上海长期稳定生活的强烈愿望。据上海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定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流水线外来女性务工人员存在着这样一种状态—结婚后的女工多数随老公工作迁移。

　　来自江西的李银燕9年前来到上海，4年前与老家在江苏的老公相识结婚，之后就把生活重心一直在在工厂和住所两点间，现在则放在即将出世的孩子身上。“工作之余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以后相夫教子，这就是我的世界。平时很少和上海本地人交往。”

　　冯小容说，自己在老家成都相亲结婚，生了儿子后才来到上海，“我们有个亲戚先到上海打工，总是听他们讲上海赚得到钱，怎么怎么好，在2002年，老公就带我一起来到上海。”她之所以稳定在了后藤流水线，完全是因为丈夫稳定在了上海，“如果他说走，我就跟着他走。”

　　赵娣也一样，当时从浦西的饭店辞职来到浦东做厂妹，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先生在浦东开了电脑维修店，她就跟着先生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