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 示

　　高度重视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建设。西方政党都有自己影响控制的“外围组织”，各种协会、智库、基金会、青年组织、俱乐部、媒体等就是他们吸引选民、争取选票的重要渠道。政党基金会是基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基础建构起来的具有德国特色的组织形态，从其本质而言，是政党的“外围组织”，与相关政党在核心价值层面具有高度趋同性、同质性，共享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取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在我国，群团组织是具有中国逻辑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必须看到，提高群团工作的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政治化、制度化、组织化、智能化、社会化等维度全方位擘画、多方面推进：政治化是基本前提，确保群团工作的方向不偏；制度化是关键，确保群团工作的相对稳定；组织化是现实基础，确保群团工作的力量供给；智能化是重要依托，确保群团工作的与时俱进；社会化是重点取向，确保群团工作运行的社会认同基础。

　　积极培育社会智库。在德国，不仅智库建立时间早、数量多、品类多样，而且社会影响力大，尤其是政党基金会这样的智库是公共政策科学制定的重要“参谋”和“助手”。目前我国智库数量不仅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同时发展结构也不平衡。据统计，“体制内”智库占比高达95%以上，而民间社会智库数量不足5%，尚未形成智库多元发展、平衡发展的结构和格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智库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功能会日益凸显。建议将特色社会智库建设作为发展重点并从初创期就加大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智库形成自己的特色、特点、亮点、品牌、核心竞争力，探索社会智库提供多视角、跨专业的公共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实践路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外交、发展援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战以来，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民间公共外交日益普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日甚。建议相关部门要为社会组织“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主动拓展“发声”空间，建构相互沟通的制度化平台和机制，加大国内社会组织与境外非政府组织之间围绕特定焦点议题的交流、交锋。同时，政府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可通过项目委托、资金资助、政策导向等形式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以期实现发展援助效益的最优化。建议在每年对外援助的资金总盘子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池”用于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扶贫、救灾、环保、人道救援、社区营造、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创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援助并予以制度化，助推我国社会组织大胆“走出去”。资金的管理可选择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相互协商的灵活化运行模式，对外则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项目活动，政府作为监督机构保证资金的合理化使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程度，而且有助于增强发展援助的针对性、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