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高度评价中国扶贫工作
中国在推进国内扶贫事业并取得世所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一直是全球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除了为海外扶贫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等，中国还积极搭建国际扶贫经验交流平台。近年来，中国每年都举办“中国扶贫国际论坛”，还开通“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提供减贫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减贫新闻、专家意见、研究趋势、减贫信息分享等，为各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关注和从事减贫工作的群体及公众提供信息服务。论坛发布的“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及在线分享平台”，通过绘制中国和国际减贫案例结构树，制定案例编写规范，建立完全开放的共享共建机制，成为国内外扶贫工作者分享减贫知识经验的最佳平台。
相关国际组织高度关注中国扶贫并给予积极评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国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他认为，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洁等认为，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巨大贡献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最高层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以及设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等扶贫专门机构是中国减贫顺利推进的重要经验。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阿什旺尼·穆图认为，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有良好的政治意愿、科学的扶贫战略、适宜的政策措施，实现整体脱贫是完全可能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黄安生高度评价中国在国内外进行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妇女健康、营养、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关注。黄安生认为，中国的扶贫经验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树立正面形象，而不单是局限在各国的领导层。
海外学术界对中国扶贫展开深入研究
来自美国的寒山与来自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的媒体记者和在华留学生共同撰写了《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一书，在国际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他们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提出，中国的扶贫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政府、企业等不只提供资金，而且调动多方共同参与、共同建设，中国“一边做扶贫，一边做环保”的方式值得借鉴。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英国雷丁大学的杰米·穆赫兰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角度研究中国扶贫。他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减贫方式已经从援助驱动型向经济发展驱动型转变，中国减贫模式强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和促进资金流动性，从而提高就业机会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和成功的减贫范例，中国不仅关注国内的贫困问题，而且始终致力于参与国际人道主义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美国密歇根大学昂媛媛在《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一书中认为，中国充满了应变力和创造力，其由下而上的应变力是中国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推手，中央领导层规划宏观设想，日常的发展工作由地方政府来做，中国是通过地方政府与投资者和老百姓进行直接互动的。她认为，中国是教科书般的案例，但其他国家绝不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照搬中国经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项目协调主任马修·巴拉克以“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为例，高度评价中国互联网深度进入扶贫领域的创新举措。意大利的发展合作署东北亚办公室主任达维德·吉利奥表示，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避免了大规模贫困和失业问题，这是中国减贫成功的秘诀之一。比尔·盖茨认为，中国的扶贫成就是世界史上最惊人的进步之一，可以作为其他国家脱贫的范例。菲律宾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者联盟主席苏撒妮塔·特斯尔娜对中国私营部门深度参与扶贫深受启发。
海外学者基于中国实地调研的成果丰硕。除以上成果外，海外关于中国扶贫的著作还有新加坡管理大学约翰·唐纳森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反贫困与经济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杜铭纳克的《中国的城市移民和减贫》、密歇根大学托马斯·里昂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福建省的个案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基于在中国的实地调研，对中国扶贫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海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中国扶贫事业的新窗口
总体上看，海外对中国扶贫事业有浓厚的兴趣，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有对特定农村地区的专门研究，如印度统计研究所杰兰·乔特纳的《中国农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世界银行编撰的《中国：克服农村贫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思勤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研究》等；也有对妇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研究，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彼得·桑德斯的《中国城市老年贫困人口的国际比较》；还有对政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扶贫中的作用的研究，如哈佛大学萧庆伦的《中国的医疗支出和农村减贫》；也有与巴西、印度等国减贫工作的比较研究，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的《中国、巴西、印度减贫比较》。其中大部分研究都建立在对中国扶贫工作的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部分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开展联合研究，往往既有大量数据支撑，也有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等方面的理论依据，对中国扶贫工作有着高度的评价。
海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中国扶贫事业的新窗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扶贫事业的发展，并进而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推动中国扶贫经验的国际化，为世界扶贫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科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在新时代提倡工匠精神，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同时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就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就业总量保持了持续性的增加，就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失业率总体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选择依然必须从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努力实现高质量就业的目标。
山东省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省委新旧动能转换等八大发展战略实施，动员组织全省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汇聚强大力量。
世界各国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设计，包括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程序和规则不尽相同。这种制度及机制上的区别与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阶段、法制建设水平、工人阶级力量的大小等都有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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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任何领域，只要研究者想要达到精确、严密和系统的理论化境界，并能举一反三，那么数学精神及相应的办法是不可或缺的。真正把数学当成一种思维框架，来考虑数学的意义和数学教育，或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弥补数学精神的贫乏。
本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41岁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以小说《北上》荣获这一殊荣。面对荣誉，徐则臣选择与热闹保持审慎的距离。于他，写作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
从1939年开始，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开展了8年工作。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特别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其间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开展党性教育，干部在红岩村的学习蔚然成风。
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三、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十、西藏发展进入新时代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按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六十年一甲子，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十年前的民主改革，对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而言，是一次新生，意义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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