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 罗健夫，193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69年调入七机部771研究所（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第六工作室任课题组组长，研制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197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1975年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

　　 1980年10月罗健夫患病，但他仍旧强忍病痛，坚持至1981年10月，独立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部电控设计。1982年6月16日，因恶性淋巴癌医治无效去世，时年47岁。

　　 去世后，罗健夫先后被国务院追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被陕西省追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被航天部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09年9月14日，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4月22日，雨后初晴的阳光洒在临潼骊山脚下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离退休职工活动广场，沐浴在阳光中的一排松树显得分外精神。

　　 罗健夫生前的领导和同事们聚在这里，追忆罗健夫昔日的一幕幕往事，感慨万千！李慎元女士说：“罗健夫去世32年了，但他的事迹和精神依然活在人们心中，他就是‘中国式保尔’。”

　　 “罗健夫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刻苦学习的精神，忘我工作的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勇于与病魔斗争的精神。”谈及罗健夫的话题，曾经担任罗健夫所在车间支部书记，与其在1979年到1982年做过同事的胡培德老人，虽然今年已经87岁高龄，但在打开了话匣子后，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从本质上讲，罗健夫精神的核心是奉献。”

　　 随着老人们的追忆和娓娓述说，一个清晰的罗健夫形象在记者面前逐渐呈现。

　　 最后一个熄灯

　　 “他学的是原子核物理专业，可工作需要他跨行业研制一项新技术项目，对任何人来讲，隔行如隔山。”胡培德说，“图形发生器是制作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成功不仅需要懂得电子线路、集成电路、自动控制专业知识，还需要精通精密机械、应用光学、计算机等知识。面对填补国家空白技术的艰巨任务，罗健夫没有退缩，一方面自学相关各项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为了学习借鉴国外的有关知识，他同时学习俄语和英语。”

　　 在困难面前，罗健夫依靠顽强的毅力，自学了相关专业知识，并且英语水平达到了可以查阅外文资料的程度。多年间，他的周末都是在书店和图书资料室度过的。曾经因为学习业务的需要，在1970年坚持要订阅一份《参考消息》，被指责为“狂人”和“独立国王”，受到了“大字报”、“大标语”等批判。在那一段特殊的岁月中，他白天接受批判，晚上仍旧不忘坚持读书学习。

　　 胡培德说：“从工作室到宿舍的路上，任何时候见到罗健夫，都见他腋下夹着或怀里抱着学习资料。为了学习业务，他常常是最后一个熄灯、最早一个起床。”

　　 正是罗健夫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1972年771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电子工业的一项技术空白，为我国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努力切勿人后

　　 第一台“图形发生器”虽然研制成功，但罗健夫并不满意，为了提高其运行的精度和速度，他决定继续向“Ⅱ型图形发生器”和“Ⅲ型图形发生器”冲刺。

　　 “为了赶时间、抓进度，他不分白天黑夜，饿了就拿个馒头吃。”罗健夫生前所在车间的行政主任陈万福回忆说，“他吃馒头时也不闲着，一边吃一边工作，那真是争分夺秒。累得坚持不住了，就用个塑料板铺在地上睡一会儿。”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有时候连续四五天都吃住在工作室。最早发起和倡导学习罗健夫精神的胡培德老人说：“罗健夫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一般人很少能够做到。”

　　 “罗健夫在忘我的工作状态中，还能做到非常的细心。”李慎元女士说：“当年我俩在同一车间，我从事材料管理工作，罗健夫每次提供的材料清单上，不仅把需要的器材、元件写得很详细，而且还列了备用的型号，方便彼此的工作。”

　　 罗健夫在“图形发生器”科研工作中，倾注了个人的全部心血，常年坚持每天工作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他在生前常给同事说这样一句话：“努力切勿人后，成功不必在我。”以此用来鞭策自己、鼓励别人。当年和罗健夫同在非标准设计组的同事蔺振声说：“他的这种工作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做好每一项工作。”

　　 在罗健夫和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75年，性能改进提高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并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980年10月罗健夫患病后，单位各级领导劝他休息，他却强忍病痛坚持工作。1982年2月，医院确诊他是恶性淋巴癌晚期。他不仅没有畏惧，反而十分淡定地询问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随后叮嘱陪同的同志不要把病情告诉他的爱人。此后他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着研究工作，直到坚持独立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部电控设计。

　　 情操高尚的人

　　 罗健夫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不仅把国家和单位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把公私划分得非常清楚。

　　 “罗健夫工作期间经常要到外地购买和接设备，他坚持能在广东接货的就不到香港接，为的是给国家和单位节省费用。出差归来，从来没有把自己办私事的费用混淆在差旅费中报销。”作为罗健夫当时的车间领导胡培德说得很真切。

　　 罗健夫反对不正之风的故事，在胡培

　　 德老人的记忆里，如架子上的葡萄一串接一串。

　　 当年，有一位年轻同事找到罗健夫，问他能否通过送礼把夫妻二人调到一起工作。罗健夫听后说：“送礼是腐蚀人，缺德；收礼的人，要搞以权谋私，更缺德。要我说，宁可不办这事情，也不走歪门邪道。”

　　 罗健夫不仅严于律己，对于两个女儿也从不放松教育。李慎元说：“不管多晚，他都要孩子做完当天的作业才能睡觉，让她们养成一种‘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干完’的习惯。”

　　 胡培德说起罗健夫当年教育孩子的几句话：“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依靠自己，我没有后门可走。就是有后门，也不为你们走。”

　　 罗健夫对家人要求严格，但对同事却是非常宽容和谦让。每次申报科研成果报告，他都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把功劳尽量让给同事。工作中有多次出国的机会，他每次都主动让给了同事。陈万福说：“如今，出国可能不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当年出国那可是一件光彩的事。”

　　 一次二十多年才有的上调工资机会，符合条件的罗健夫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两次可以申报更高职称的机会，他让给了别人；两次被提拔的机会，他坚决放弃了；有资格可以挑选好楼层好房子的机会，他放弃了；多年来的加班费、补贴费，他没有领过一回……

　　 在罗健夫的心里，只有科研工作是第一位，对于当官和待遇从来不在乎，更没有去计较。同事们都说：“罗健夫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癌症晚期，病情一天天恶化，罗健夫忍受着强烈的剧痛坚持工作，组织命令他住院治疗，并安排同事陪护，可他拒绝了。无奈之下，组织上又联系他爱人的单位，让爱人照顾他。他却对爱人说：“我不能工作了，你不能也不工作，两个人都不上班怎么能行呢。”他硬是把爱人支回去继续上班。

　　 在医院住院的日子，罗健夫不愿意麻烦护士，他常说：“娃娃们上班也很幸苦。”因而床头的呼叫信号器，他从未使用过一次。

　　 因为疼痛，医生要给他用镇痛药，可他不同意。他对爱人说：“我要保持头脑清醒，才能思考图形发生器的研制。”

　　 病床上，罗健夫在思考研究课题的同时，还和医生商讨病情，让医生可以拿他做实验：“研究癌症的治疗技术，总是要有牺牲的。”并坦言，他死后遗体可以无偿捐献，用于解剖研究。

　　 胡培德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罗健夫毫不保留地把他掌握的科研知识和原始资料，一一传授和交代给了同事。”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因恶性淋巴癌医治无效去世，时年47岁。

　　 当年的领导和同事，回忆罗健夫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他们称：“并没有神化罗健夫，他当年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记者杨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