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商业繁华地西单的一条僻静的胡同，坐落着一处看上去非常普通的院落——西斜街36号。这就是中央编译局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群优秀的中国学者，他们沉潜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博考群籍，研精覃思，倾注毕生心血。韦建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他度过了将近40个春秋。

　　历届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语重心长地说，编译经典著作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中国哪晓得什么马列主义？”他要求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学个唐三藏及鲁迅”。

　　从青年时代起，韦建桦就树立了治学报国的理想。数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地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把探求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入到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在政协的履职实践中，以真启善，以善致美，他用生命诠释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哲学。

　　播下真理的种子

　　1946年7月，韦建桦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杨家庄镇。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亲追求进步、勤奋治学的一生，深深影响了韦建桦。在父亲九十寿辰时，他这样总结父亲的人生信条：视学习为要务，视事业为生命，视创造为快乐，视奉献为天职，把个人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人生的大境界。其实，这也是韦建桦追求的人生境界。

　　1964年，韦建桦考进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被分配在德语专业。怀着文学梦的韦建桦对学习外文专业没有思想准备，一度感到彷徨。在一次新生座谈会上，系主任冯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近代德国在文学、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只有精通德语，才能广泛涉猎德国的思想文化，为中德学术交流和祖国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冯至先生还特别提到，德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语，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和掌握这门语言，以便将来有一天能阅读和研究这两位思想家的原著，“迈进那个影响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理论领域”。

　　冯至先生的话坚定了韦建桦学习德语的决心。那次座谈会后，韦建桦陆续研读了冯至先生的《歌德论述》、《杜甫传》以及当时刚问世不久的《诗与遗产》。除了刻苦学习外文，韦建桦还抓紧时间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由道德和智慧带来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在北大的最初两年，韦建桦度过了快乐的读书时光。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教育遭受重创。北京大学各个专业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止，很多老师遭到批判和斗争。

　　这时，韦建桦的父亲也被造反派污蔑为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帮分子”。韦建桦从北京回到扬州，看到家中一片狼藉，父亲珍藏的《瞿秋白文集》、《田汉剧作选》、《中国古今戏曲集成》、《杜诗镜诠》等书籍荡然无存，就连自己在中学时代的作文也被抄走。韦建桦探望被关押的父亲，父子俩眼含热泪，相视无言。直到临别时，父亲才说了一句话：“你现在不上课了，但要认真读书，充实自己，学会辨别是非。”韦建桦牢记父亲的嘱咐，他开始意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

　　在悲痛、困惑和迷茫中，韦建桦更加认真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革命导师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阐述和对未来社会前景的科学预见，像一缕阳光充盈着韦建桦的心灵，使他在一片喧嚣和混沌中，保持了冷静、清醒和坚定。

　　1970年，韦建桦大学毕业，先被分配到甘肃武威农场，后来又调到攀枝花钢铁基地。他种过果树、烧过砖瓦，当过政工干部和机关秘书。但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利用一切机会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金沙江畔，韦建桦高声诵读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目送滔滔江水，体悟两千多年前孔子发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浩叹。在川滇交界的吊脚楼里，韦建桦用德文试译鲁迅的《呐喊》，再与德文版《鲁迅小说集》对照。有一段时间无书可读，韦建桦就从图书馆借来《辞海》试编本抄录，甚至背诵过整部《德华大词典》。

　　1976年，“文革”结束。此时,中央编译局正在全国招收编译和研究人才，在北大西语系严宝瑜教授的推荐下，编译局领导专门委托副局长顾锦屏同志来到攀枝花，对韦建桦进行考核。不久，韦建桦收到了中央编译局的商调函。

　　1978年，韦建桦终于踏进了神往已久的中央编译局。在这里，他找到了守志报国的阵地和安身立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