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圣人立言笔重万钧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时评、书信、讲稿、笔记和批注，内容之丰富、知识之渊博世界罕见。在这些遗著中，约有65%用德文写成，有30%用英文，另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要将这些著作译成中文，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还需要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

　　从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韦建桦就把编译局视为进德修业的学校。几十年来，他一直铭记恩师朱光潜先生的教诲：“利用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争取做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无论工作多么繁重，每天夜晚他都坚持按计划读书。到了周末和假日，一大早他就带着干粮到编译局看书，离开时已是万家灯火。

　　1981年，局里安排韦建桦到德国进修。在海德堡大学进修期间，他主动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根据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需要，自主选择课程，涉猎各个学科知识。同时，他广泛搜集资料，撰写笔记，请教专家，解决在国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回国前夕，他来到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摩泽尔河畔默诵马克思的诗歌，内心充满献身崇高事业的豪情。

　　回国以后，韦建桦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室副主任，投身规模浩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和校订工作。马克思说过：“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韦建桦认为，革命导师这种诚实研究的学风，是做好编译工作的前提。他主张在译文校订中发扬中国朴学传统，依据确凿不移的证据，提出修订勘正的方案，做到每一处表述、每一句调整、每一字改动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2004年，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韦建桦被任命为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首席专家，主编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韦建桦和课题组成员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攻克无数难关。大家齐心协力，奋斗了6个春秋，两部《文集》成为学术精品，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

　　就在大家庆祝重大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韦建桦在同仁医院接受了眼科手术治疗。长期熬夜、负重工作，造成他眼压升高、视力减退。手术后不久，他又投入经典作家传记的编纂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马克思在17岁时写下的誓言，成为韦建桦恪守不渝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是智慧明灯

　　1997年，韦建桦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记得当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郑重承诺：“作为一名新的政协委员，我应当尽快适应新角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履行好职责；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当在各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政协这个舞台上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18年过去了，韦建桦始终坚守自己的诺言，认真参加全国政协的各种会议，珍惜每一次讨论和发言的机会。每年他都要参加政协的调研和考察活动，还就国计民生的各种问题递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内容涉及国企改革、特区发展、新农村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安全生产、精神文明建设等。

　　2010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调研组，到云南进行“百年米轨滇越铁路保护和利用”调研。滇越铁路是在1899年清政府被迫向法国殖民者出让筑路权的背景下修建的，全长854公里，穿越高山深谷，是世界上最长的轨距仅为1米的铁路，堪称工业文明进程的活教材。滇越铁路历经百年沧桑，近年来渐渐淡出运营，自然和人为损坏严重。这条铁路是否应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人们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它是“殖民者的遗迹”、“中国人的耻辱”，主张将它拆除。于是，滇越铁路的定位和弃留问题就成了争论的焦点。

　　韦建桦认为，在文化遗存的认识问题上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他依据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的观点，说明复杂历史现象往往具有两重性，指出法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修筑铁路，其目的自然是攫取殖民利益，但他们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滇越铁路凝结着中国劳动者的血汗和智慧，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振兴，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利用，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韦建桦的见解促进了共识的形成，彰显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价值。

　　2013年7月，韦建桦随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题调研组，赴辽宁和湖北调研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情况。在武汉，调研组考察了汉阳钢铁厂遗址，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是由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的。韦建桦指出，在介绍这些遗址的时候，不应让后人只记住张之洞和盛宣怀，而忽略千千万万血汗劳工，忘记他们为创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因为历史是在“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汇成的“一个总的合力”推动下向前发展的，而劳动者始终是这个合力的中坚。为此，他发表了《从唯物史观看工业遗产研究》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同样，在参加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丝绸之路保护与申遗、古村落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等全国政协的考察和调研工作中，韦建桦总是在深入了解情况、认真学习政策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调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独到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列宁曾经借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比喻为“明亮的智慧之灯”。在韦建桦看来，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才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