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分

　　我和两个哥哥搬出桌椅／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父亲那时还倚在门框上抽着劣质香烟／悠哉游哉／“开饭啦”，母亲有力的歌唱／也是一恍惚间，这么多年／就在几个傍晚中过去了

　　2014年4月，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在网上看到了许立志的诗歌。眼前一亮。他在编一本叫《工人诗典》的诗歌选集，希望囊括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优秀的工人诗歌。他选了五十余名诗人，有获得过人民文学奖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但没有罗德远。他还想找到更年轻的。

　　谈起初衷，秦晓宇说，中国有2.5亿农民工，8000万产业工人，数以万计的工人在写诗，其中不乏相当出色的，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低估，。工人们“我手写我心”，即使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这是社会的史诗，也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史诗，呈现的是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所有代价，所有的肉身经验。”

　　“他在用天分写作。他的诗歌其实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泛滥的抒情，有的却是神来之笔。”秦晓宇选了许立志的两首诗，其中一句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他的诗真的很特别。”

　　用许立志的诗作为选集的结尾，秦晓宇也有考虑，“他还年轻，来日方长，放在结尾，也是希望。”

　　2014年8月，配套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开始拍摄。展示打工第一线的诗人的工作、生活、写作。秦晓宇选择了十位诗人。“我告诉导演，许立志是一定要拍摄的，他是这个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但8月底，却传回了意想不到的消息，许立志拒绝了，是所有诗人中唯一一个拒绝拍摄的。“他说，我不写诗了。”

　　命运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就要倒在半路上了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许立志在给既然的电话里，一直在虚构着工厂故事。有人说他去了江苏，不久折返，他一直失业，无所事事。

　　后来，看着儿子的自荐信，许父说，许立志一开始就错了。他想去书城上班，是为了能看书，“他太年轻，看不懂。书城是卖书的，他只想去看书，目的都不一样。”

　　“诗歌真的很难改变命运。”秦晓宇说，唯一的窄路，是被作协、行政单位、媒体等体制吸纳，但机会少之又少。

　　郑小琼记得许立志。在深圳的一次诗会上，“他那时很活跃地参加诗会，我看过他的诗。同样年纪的时候，他比我写得好。”诗会是如许立志一般的年轻诗人结交同道、拓展文脉的舞台。盛名之下，郑小琼常被邀请，但她其实害怕这样的场合，害怕看见年轻人炽热的眼睛，希冀她告诉他们改变命运的方法。

　　2008年，郑小琼被吸纳入广东省作协，成为作协下属杂志的一名编辑。因为诗歌，郑小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有了城市人的身份，再不用担心被机器刮去指甲盖。“我常想我是不是幸运。”所有人见到她，都说她很好运，她想这是实情，幸运，也就是偶然的意思。这让她难过。写打工诗的人数以万计，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她拿不出能传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环会遮蔽掉这真相。

　　“若是有用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更可能走进死胡同吧。”郑小琼有些茫然。她写过一个叫阿敏的打工姑娘，阿敏热爱诗歌，“想赚两年钱再写诗”。而再次听到她的消息，诗人阿敏已经成了被抓获的传销犯，入狱三年。

　　许立志的房间里，有郑小琼的诗集。(据《南方周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