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俩一个教育,一个拆台,孩子就钻空子。”

　　“对,我家孩子知道,哪些事爸爸允许、妈妈不允许。”

　　……

　　北京昌平,东沙各庄。出租屋内,一场特殊的读书会正在进行。主持人齐丽霞坐在中间,六位年轻妈妈围坐在她两边,热烈讨论如何教育“打工者”的下一代。

　　平日,如果你见到她们,或许在餐馆端盘子,或许在路边扫垃圾。你不会在意,她们内心有怎样的渴求；更不会知道,当“打工姐妹”聚在一起,会碰出什么火花。

　　而她们,组建文艺队,办兴趣班,搞亲子课堂,开设女工摄影小组……“我们虽然平凡,只是默默无闻工作,但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打开新的人生窗口。”齐丽霞说。

　　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时令。镜头切换到河南兰考:谷营镇程庄小学的教室里,一群孩子正坐在电视机前,跟着屏幕上的老师学唱歌,一举一动,别提有多专注了!班主任齐拓宇(原名齐美霞)站在一旁,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小声跟唱,脸上绽出欣慰的笑容。

　　一次偶然的机会,美霞接触到了网络教学。经过不懈努力,程庄小学搭建起了自己的网络课堂。有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变得有趣且丰富多彩起来,学习热情高涨,积极性爆棚。

　　“这些年,我在家乡和北京的辗转中改变着观念。回到家乡后,开始思考乡村教育问题,思考家乡孩子的未来。”美霞直言,“人不能迷失自我、碌碌无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人生才有意义。”

　　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选择追梦城市,一个选择留守乡村。十余年后,姐妹俩却殊途同归走上公益路:一个为关爱“打工姐妹”的精神生活奔波,一个为丰富乡村孩子的课堂忙碌。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彼此努力,相互扶持,各自活出了另一番模样。

　　“打工妹”从维权到做公益

　　齐美霞、齐丽霞,出生于河南兰考农村的双生姐妹,今年同是45岁。姐姐美霞辍学早,在老家结婚生子,通过招教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家庭不辞辛劳。相比姐姐,妹妹丽霞自诩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

　　师专毕业后,齐丽霞被分配到家乡一所中学任教,端上“铁饭碗”。当时,这样的工作不知让多少人羡慕!然而,20多岁的齐丽霞另有想法:“世界变化太快,再不出门看看,很快就老了”。

　　2002年,齐丽霞听取“内心召唤”,满带好奇,辞职南下,奔赴深圳。彼时,姐姐美霞同样是一名教师。对于妹妹的举动,她既没有阻止也没有支持。

　　“逃”离家乡,齐丽霞一头扎进一家箱包厂的生产车间。她没想有多苦、多累,只想象自己来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写篇小说,“说不定一举成名”。她早上跑步、背诗词,晚上写日记,以至于同宿舍的姐妹怀疑:“你是来打工挣钱的,还是卧底作家?”听了这话,丽霞哈哈大笑:“说不定我写的哪本书里,会出现你的名字呢!”

　　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每天奔走在“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很少涉足外面的世界,生活枯燥、乏味。特别是,初期培训过后,齐丽霞和同伴迎来“连轴转”的加班。“最长的一次,三天两夜,吃饭、睡觉都在车间。回到宿舍,人都虚脱了,哪有精力写日记?”

　　丽霞还发现,自己离开学校,干起活来,并不比工友快。原本想凭着学识,尽快升职,也因自己业绩不济、公司任人唯亲而化为泡影。

　　不过,最让她感到困惑和无法忍受的,是打工姐妹之间没有交流,缺少温情,七八个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遇到问题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梦想相继破碎,情感难以安放,齐丽霞决定辞工。工友听了,一个个惊得合不拢嘴:“从没听说过,谁能正常辞工!谁离开不是直接走人,被扣掉最后一个月工资?”

　　丽霞不信,偏要讨个说法。她把辞职信递给班长,班长不理。她就天天“磨”。终于,班长同意。她如法炮制,又去“磨”车间主任、科长。

　　“为什么要走?”科长见到倔强的丽霞,好奇地问。

　　“没啥原因,这里不适合我。”她回答得干脆利落,“公司缺乏人文关怀,管理简单、粗暴,工人没有成长空间。”

　　科长见她有想法,许诺办公室管理岗,好言挽留。可丽霞铁了心,拿着一个月900元工资,离开箱包厂。

　　之后,她相继到电子厂、印刷厂干工,依然是每天在生产线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有一天,遇到为工友服务的公益机构。

　　这天,齐丽霞在厂门口见到一辆大巴。车门边立着一块牌子,上写“专为打工女性开设的文学小组”。齐丽霞像被磁铁吸引上了车。车内,女工们在一起聊天,朗诵诗文。丽霞开心坏了,迅速加入。

　　“外出两年,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齐丽霞说,这家机构为打工者开设兴趣小组,做法律、健康宣传和服务。她觉得,这才是自己心里想去做的事,“看到了另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

　　丽霞先是成为志愿者,后来,索性辞职加入公益机构,一干就是5年。

　　这五年,丽霞愈发理解打工者的辛酸。有一次,一名17岁的女孩干工时被轧断4根手指。老板认为女孩受的伤不是工伤,拒绝赔偿。从此,漂亮、开朗的女孩一蹶不振,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丽霞听说后,陪伴女孩评伤残、打官司,经过大半年,才拿到10万元赔偿。“当时,女孩过不了心理坎,最需要人陪伴、关心。”丽霞说。

　　年轻女工未婚先孕,更让齐丽霞心痛。一段时间,有个女孩每天找丽霞。问她什么事,又不肯说。再三开导,她才打开心扉,哭诉自己怀孕,被男友抛弃,希望丽霞陪她流产。妥善处理此事后,丽霞和志愿者一道,排练小品,教女工们恋爱；上性教育课,教女工避孕知识。

　　“很少有人走进打工姐妹的内心世界,解除她们的困惑和烦恼。我想让大家团结起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齐丽霞说。

　　那几年,丽霞与家人联系不多,与姐姐交流更少。身在兰考的美霞,像大多数女性一样,相夫教子,努力完成贤妻良母的角色。姐妹俩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在漂泊中成长的“木兰”

　　2009年,齐丽霞到北京闯荡,继续公益之路。2010年1月,她和3名“打工妹”自发成立民间公益团体——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为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外来打工姐妹提供服务和帮助。

　　木兰的名字,源于女英雄“花木兰”。丽霞觉得,花木兰最能代表女性的坚强。她特意查了木兰花的花语:“希望所有打工姐妹像‘木兰’一样活着,美丽而富有生命力。”

　　但现实中,“木兰”活得并不容易。它随着打工人群的变动,7年内6次更换地方。

　　2010年,“木兰”诞生在东三旗村。齐丽霞和姐妹们包下一家饭馆的二层。一个大厅搞活动,两个包间,一间办公,一间住宿,每月租金2000元。没多久,听说要拆迁,房东要求她们腾房走人。

　　在朋友帮衬、工友帮助下,丽霞和姐妹们在东小口镇芦家村的背街小巷租下两间门面房。在这里,刚满1岁的“木兰”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因为没有任何外来资助,志愿者又不断流动,“木兰”眼看维持不下去了。是坚持,还是放弃?

　　齐丽霞和几个姐妹开会,讨论未来计划。姐妹们抱头大哭,说到离开,谁也不舍。她们咬着牙决定,压缩活动、减少开支；尝试义卖,募集资金。

　　“来,我们吃馒头大餐!”那段时间,只要一开饭,齐丽霞就跟大家说这句话。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木兰们”一天三顿吃馒头,就咸菜。即便是腌好的咸菜,齐丽霞都觉得贵。她每天转菜市场,专买便宜的大头菜,“回家用刀一切,拌点盐下饭”。

　　“木兰”核心成员有四姐妹,住室不足10平方米。每逢志愿者来帮助办活动,只能铺席子、打地铺。爱心人士捐赠的一张桌子,晚上竟成了“贵宾床”。

　　为渡过“生死关”,大家想出义卖的法子。募捐来的衣服经过清洗、消毒、分类,拿到市面上,5元、10元,只要给钱就卖,一年收入竟有5万元。“有时翻看义卖记录,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活下来的。那时觉得苦,可心里有希望。吃完馒头、咸菜,照样开心唱歌跳舞。”齐丽霞说。

　　房东觉得“木兰”的“生意红火”,将房租翻了一倍。她们哪里负担得起,2013年,“木兰”被迫再次搬家,还在芦家村,不再临街,房子也只有几十平方米。在这里,“木兰”开始尝试儿童课外辅导、夏令营。

　　半年后,房东通知拆迁,“木兰”再次漂泊,搬进东沙各庄。在这里,齐丽霞和姐妹们换了3个地方,直到今年春天,才搬进新“家”,稳定下来。

　　这是一排三连间的老平房。斑驳的墙体,红门框、绿纱窗,透出一股沧桑。屋子虽然简陋,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中间读书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篆字“木兰花开”。图书角放着文学书、育子书、历史地理书、科学普及书。书架顶上,一字排开,摆着打工姐妹制作的毛线花、泥塑花。空闲时候,大家围坐在桌边,一起读书,谈育子得失；一起做艺术品,增加经济收入。

　　让齐丽霞欣慰的是,搬了这么多次家,“木兰”生生不息,不断壮大。文艺队培养出十几名骨干,大学生志愿者从大一开始,一直干到考研。

　　“最艰难的时候挺过去了。只要有大家在,勇敢坚持下去,‘木兰’就会开枝散叶,走得更远。”丽霞说。